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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探讨

发布时间:2013-07-11 17:05

                                     

  第1章 因果关系的概念

    1、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来源及概念

    哲学中的因果关是以发现事物之间存在的因果规律为研究的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原因和结果是一对范畴, 类似于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因果关系是人类认识和掌握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这里,先出现的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叫原因,后出现的被前种现象所引起的叫结果(1)。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的普遍存在现象即是哲学上说的因果关系。

    哲学中普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如下几种代表的观点:以休谟和穆勒为代表的经验论者的因果观、以黑格尔、罗森塔为代表的辩证法的因果观。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成立的三要件是接近关系、接续关系以及必然的联系。二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吸引了休谟的注意力:第一个是关于第一事件都有其原因这一原则的真实性和特征;第二个则更接近法律人的问题,它感觉出因果关系那种必要部分的那种“必然性”,即原因和结果有联系时,那么这个原因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强调在经验过事件之间常规连结的多个例子后,我们感觉产生了“从一种对象推向它的觉伴随物的一种心灵决定”,然后再把此类感觉转移到对象之中。(2) 休谟所持的是建立在自然界恒常顺序上相对简单的观点。

    穆勒作为第一位像法律人那样触及这些问题的哲学家。穆勒与休谟不同,休谟基于因果关系的观点都过于简单。穆勒则结果与其产生的前提不可能像休谟认为的一样,仅仅只恒的顺序,他认为,导致结果产生的前提不只一个而应是数个。但是其认为,这数个前提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即“等价”的。穆勒认为是所有的前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因而我们无权将其中任何一个前提单独的抽出来并称之为“原因”。比如:丢烟头会导致着火,但是这还因为空气有氧气,烟头丢置的地方有易燃物等等。

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的因果观认为,原因到结果的这一种转化是是一种直接现实性的转化,这种原因到结果的转化是一种由自身转化为另一种新兴、更具时代性的现实性的东西,而这种转化过程是一个升华的、扬弃的过程。在扬弃的过程中,“新兴起来的现实性就是它所消耗的那个直接现实性(条件)所固有的内在本质”。(3)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因果关系的发生就是原因和条件扬弃自身的过程,并说“原因中不含有结果中所没有的东西”(4) 这个时候,结果又将原因和条件中的一种内在本质继承发展了。然而,黑格尔仅是提出了原因和条件这两种概念,却没有进一步的对他们进行研究。

    2、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概念

人  们研究的因果关系是以哲学为前提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具体应用。(5)因果关系是康德哲学范畴表里量、质、关系、形相四组十二对知性范畴的关系范畴,是知性整理感性材料的先天形式。(6)法律上关涉的因果关系是前后相继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但不都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一般认为也就是明确地或蕴含地规定在法律之中,作为司法机关定案标准的、定型的因果关系 (7)。

    在法理上,如果要求一个人对某一结果负责,该结果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结果。因果关系出现在各个部分的法律中,当然,不同部分法律的因果关系处理方法也不同。尽管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律所关心的因果关系都是存在于损害或者损失和某一偶然现象之间,但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这一点也是中肯的。

    3、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介绍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柯拉哲在1858年发表的《奥国刑法专论》一书中提出,后来,德国学者布利于1873年在其著作的《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的“条件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8)。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同。刑法上考察因果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归责的问题。在刑法学界,由于各学者、各地域的法律渊源、社会文化、世界观、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以至至今人们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续提出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学说,因而进一步形成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

对于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意义,通说有三种观点:

    (1)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犯罪构成中的主观、客观的事实,因果关系都不能表现出,所以其便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这种观点是以肖中华教授为代表的,他认为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表现。

    (2)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选择要素。这种观点认为,在刑事犯罪中,只有在必须产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因果关系才是必备要素。即“只有实质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才具有犯罪因果关系,形式犯不存在犯罪因果关系 (9)”。 

    (3)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这种观点认为任何犯罪都会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所以只要是犯罪就会有危害结果,都会有一定的客体遭受侵害。那么,危害结果与因果关系当然也都是构成要件的必备要件了(10)。

    刑法因果关系既涉及定罪,也涉及到量刑。所以,学生赞同第三种观点。总的来说,刑法因果关系涉及到行为人要不要受到刑事处罚,要受到什么刑事处罚。刑罚所要保护的是社会的危害性,我们不能说哪些需要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哪怕没有造成人身或是财产的侵害,但只要法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就应当认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所以,因果关系应当贯穿整个刑法司法。

目前,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什么?何为刑法学界的通说?笔者认为可以用高铭暄教授的论述来表达: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关系。它是哲学因果关系的在刑法中的具体应用。因此,在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时,不能简单的一一照搬哲学上的因果关系,而应该注意掌握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特殊事件特殊处理。

    4、哲学上因果关系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联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较之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它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它还应应用到刑法的处罚中,去惩治犯罪。所以学者们对刑法中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就是为了要让行为人对其特殊性进行理解分析。把刑法因果关系说成是必然、偶然的,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11)。它不像哲学因果关系的一样,要围绕“必然性”、“偶然性”的争纷。我们在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使其紧紧地围绕着解决刑事责任的任务,不可偏离这一既定的宗旨”(12)。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所以不否认刑法因果关系应当接受哲学因果关系的指导,但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毕竟与哲学因果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继承其有利于刑法理解的方面,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像我们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却常常用哲学的方法进行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从而置刑事立法精神于不顾,而把因果关系与它要产生的刑事责任问题分开。哲学的因果关系是经验上的,是抽象的,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却具有规范性的,是为了归责而设置的,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故刑法因果关系不能与哲学因果关系混为一谈,而只能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原理按照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应用于刑法(13)。那么,在实践,我们究竟应如何正确处理哲学中的因果关系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呢?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相对于刑法因果关系而言,过于抽象且不易理解,且缺乏具体学科的指导。然而刑法学者对刑法领域因果关系的研究则并非是理论方面的而应是转向更加务实的方向。综上所述,因果关系在哲学和刑法学上是不尽相同的。

  第2章  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及司法现状

  一、英美法系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现状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不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有着系统的理论。从判例的分析出发是英美法系的法学研究的方向,他们比较重视分析的实用性。他们的法学理论零散的分布在具体的案件中。但是当今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案情层出不穷,单一的使用判例来解决新式案例件,显然已经不够。随着刑法因果关系认定越来越重要,我们应当加强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的结合。从而能够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不过,英美学者对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的研究开始重视,专门研究因果关系问题的专著及论文不断出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由英国的哈特和霍诺雷出版的法学著作《法律中的因果关系》(14)。英美法系刑法学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及理论界提出的观点各不相同、形形色色。但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特色。总的来说,有如下几点特点:

  1、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他们习惯从具体的案件中提取相关的处理原则。在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当然也是一样的,都是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及理由中提取、总结出因果关系的原则。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受哲学的影响较小。虽然因果关系学说是源自于哲学领域,但是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哲学与法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哲学与法学的研究目的不同,哲学所研究的是普遍,客观存在现象,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原理。而法学是为了刑法的惩罚对象找依据,不对特定案件的研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二者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且英美法系国家系判例法国家,他们从一开始的研究就没有过多的受到哲学方面的制约。就像面里特和瓦勒说的那样“休谟和米尔的观点,时常会被判决文书中使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只是涉及因果关系普遍的适用问题,对具体的法律工作,仅具有相对较弱的价值,具体的事件在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再重新出现 ”(15) 。

  2、英美法系国家有着双层次的原因论。第一层次:事实原因。第二层次:法律原因。即“双层次原因学说”。几乎所有的英美法系国家中,这一观点都是刑法教材在因果关系方面讨论的问题。

第一层次方面,事实因果关系的是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如果这种前提都没有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因果关系。这种事实因果关系是以米尔为代表的,他认为:“一个结果一般是由多个前提产生的。所有这些事物都要求同量存在,它们的同时出现,肯定会跟随这一后果。”(16)这事实原因与我们大陆法系国家中的“条件说”相类似,即原因覆盖面过大,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成为危害结果的条件,但哪一个才是真正为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

  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取决于结果责任的则是第二层次的法律原因。法律原因是指在法律层面上有意义的原因,即能够为危害结果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原因。哪一个才是真正为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这就需要法律原因将其从纯粹的事实中分离出来。对于如何来认定哪一个是法律的原因。这问题,可以说是“百花争艳”总的来说有“政策说”、“预见说”、“普通观念说”、“近因说”等观点。下面笔者逐一进行分析。

  “近因说”是比较早提出来的法律原因标准,有的学者认为,近因即是直接原因,也有的学者认为近因是不被介入因素打破的原行为。所以“近因说”具有相当大程度不确定性。找出危害原因是直接与刑事责任挂勾的,岂能如此模糊。随着“近因说”受到的批评,又有不少学说来弥补它的缺陷,比如说“实质的原因说”、“有效的原因说”、“起作用的原因说”等等。但是,它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不能成为解释产生危害结果的危害原因。

  “普通因果关系说”这是哈特和霍雷以及布里特和瓦勒等学者主张的理论,他们认为,刑法的因果关系问题纯属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法律层面。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来源于人们的一般因果关系概念。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已经形成一了种共同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将可以成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这种观点与英美法系中的司法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审判案件中,法官都会要求陪审团用法律以外的观点来判断事实的有无。但是这种学说是受人的变化和发展制约的,是不稳固的基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的观念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因素的。

  “政策说”,这一学说恰好与“普通因果关系说”相反,该学说认为,既然原因是被用来衡量刑事责任,那么就应该公正的、合理的追求刑事责任,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充分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只有通过政策性的思考,才能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评价。政策说把行为及后来的介入因素都看作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都将从法院所持的什么是公正和有利的,什么是符合道理或法律规则的“目的”这样的限制性概念中找到答案(17)例:警察在与绑匪枪战的过程中将绑匪劫持失的人质打死。如果仅从一般的因果关系看,人是被警察射中的,理当由警察负责。但是,从政策的角度看,人被打死总要有人负责,可是警察在执行公务,是法律允许的正当行为,而罪犯的行为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不论从预防犯罪还是从报应的角度来说,都应该让其对人质的死负责。但是,从具体来说政策这方面要考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哪些政策因素是可以考虑在政策的范围内?这显然是没有办法确定的。由于政策本身的不稳定性,所以这一学说也是受到批评的。

  “预见说”,此学说是以人的主观认识即潜意识中的观点为标准来筛选事实原因来作为法定原因的。(18)根据这种观点,一切的事情都以行为人主观的思想来认定。即行为人做出行为时是否有认识或是否能认识。这种观点单纯的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了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一种思想的臆断,从而否定了对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必要性,而且行为人的思维,更本难以琢磨,这样的根据很有可能造成行为人逃离制裁的借口。要丰富这种观点,同时又要伴以以上的几种学说。

  简单的介绍完以上的几种学说,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各持己见,观点而不相同。以致于让人觉得没能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研究的不足是:刑法因果关系缺乏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他们的法学理论都零散的分布在具体的案件中。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因果关系主要属于事实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由陪审团的成员认定。 

  二、大陆法系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现状

  大陆法系国家多以自己保护利益的需要,制定出成文的法律,这样,司法机关就有一定的依据来处理案件。大陆法系不像英美法系国家一样要从先前的判例中寻找解决法律问题的依据,他们往往抽象出一套理论研究。在20世纪前后,随着因果行为论的出现,因果关系开始被作为犯罪行为的共同要素而被进行研究。(19) 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可以说是百花争艳,经历了条件说、原因说、客观归责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介入说等阶段。下面笔者对以上学说进行详细的介绍。

  1.“条件说”

  最早出现的因果关系学说是“条件因果关系说”,至今对司法实践仍然产生一定的影响。“条件说”是由在刑法理论上展开因果关系论的布黎(V.Buri)在他1860年的论文《共犯与犯罪庇护的理论》中展开叙述的。(20) “条件说”从自然物理的观念上来解释因果关系,将一切对结果产生起了作用的因素都看成是产生结果的原因,具有相当的直观性。条件关系被当作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基础。

  1.1 单纯的“条件说”

  单纯“条件说”认为,只要有“若无A则无B”的条件关系时,就可以肯定A对于B具有原因力。且此时的行为不问其的价值大小而等同视之。“条件说”立足于逻辑的因果关系立场,认为一切条件只要在逻辑上是发生结果的行为,就是结果发生的原因。

  “条件说”的优点在于,它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漏掉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者,但凡对结果产生影响就应当对结果负责。“条件说”有不可抹杀的优点,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若采用“条件说”,会不断的扩大处罚范围。例如,A杀死了B。那么A是杀人凶手,那A的父母也逃脱不了,如果不是他们生了A,那就没有A的杀人行为。再比如:A想砍死B,但是,只砍伤了B,B在救护车护送往医院的过程中,由于车祸,B死亡了。如果依“条件说”,A与B的死亡具有条件关系,A就必须承担责任。这样只会扩大了处罚范围。纵观全案,A只应承担杀人未遂的责任,而非是故意杀人的既遂。车祸是一种介入的因素,A的行为只是为介入因素的动力作用的发挥提供条件,而A的行为与车祸的介入并没有意志关联,自然A的行为只对B死亡前的状况负责,而不涉及对B死亡结果负责。所以,单纯的使用“条件说”,是不科学的。

  1.2 修正的“条件说”

  因为单纯的“条件说”具有一定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补充的意见,修正的“条件说”认为当一个条件、行为独立地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时,那么这个结果就该归责于该行为,而不能溯及先前的条件。(21)此种学说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A与B有仇,且知道B与C有仇。C是一医生。A故意将B打伤,送住C所在的医院,C故意把B医死了。此时,按照禁止溯及理论。A没有责任。但是,根据刑法中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来说,即从从主客观上说,在主观上A有杀人的故意,在客观上B也死了,即有杀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禁止溯及理论也是有缺陷的,也会放纵一些犯罪分子。

在一个多世纪中,德国刑事审判中一直坚持以“条件说”作为判断标准,而在后来有许多观点也都层出不穷,但这都是在“条件说”的主张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学说。(22)客观归责理论是目前德国刑法学界研究的时尚理论。(23)该理论针对“条件说”的扩大范围的不足及缺陷,设计了一套科学的、客观的理论。刑罚是对行为人造成损害结果的一种惩罚,是一种法律上的处罚。而这种惩罚只有在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时才具有正当性。虽然说,没有条件关系就没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不能肯定条件关系的时候,就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认为只要肯定了条件关系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不妥当的。为了对行为人的观点进行刑法的评价,有必要在刑法学的观点中进一步研讨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24)

  2、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的不足而产生的,这虽然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原因说”的相关观点所提出的标准都比较含糊,且它将刑法的原因只局限于一个行为。所以“原因说”在出现一个时期后,也就没有多少人坚持了。但是,“原因说”将危害的结果局限于一个行为,与现实是相违背的。总的来说,虽然“原因说”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贡献的。“原因说”的出现证明了“条件说”是有相当的弊端的,是需要修正的。

  3、客观归责论

  客观归责理论是指某种行为导致了“法律所不能容忍的风险”的结果时,那么该结果则可归责于该行为。它是一种倾向对行为危险作动态的分析也是目前德国刑法学界研究的时尚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一般情况下有三种情况:风险升高理论的“升高”,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保护目的”,规范保护范围理论的所期待行为人在规范范围内行为。这种情况主张,只有在期待行为人加以保护的范围内的法益被侵害的场合,才能进行客观归责的规范保护范围的理论。”(25)在德国客观归责研究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Roxin 的危险增高理论,且该理论也最为清晰。该理论认为,只要某一行为的出现,导致结果的危险增加了,那么结果的产生则将归责于这个行为。例如:行为人张三欲意害死李四,所以将在沙漠中行走且处于饥渴状态的李四的瓶子里的水中加入毒药,同时,行为人王五则欲意渴死李四,而其在不知道李四的水瓶已被张三放入毒药的情况下,将李四的瓶钻了一个洞,使李四因没有救命水而死亡。这种情况下,王五的行为,并没有加速李四的死亡,而是延缓了李四的死亡,并没有导致风险的增高。所以,此时,王五的行为被认定为未遂。

  但是,客观归责研究中,也存在以主观意识来判断是否有风险的增加。例如:甲明知乙是血友病患者,而让乙受了轻伤而死亡,此时,就要以甲的主观意识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导致了风险的增加,再比如,A明知第二天有人在轮船上放炸弹,却故意劝说B去搭乘那趟轮船而导致了B的死亡。这个时候,也是A的主观意识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导致了风险的增加。

  在上述介绍的客观归责理论的三种中无论是 “升高”、 “保护目的”、“规范范围”内行为都来自于人们的经验性判断,由此可见,在客观归责不理论中,理论基础、理论基本内涵还是三个具体的理论构成,无不浸透着对社会相当性理论的赞成与运用”。(26)

  4.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由德国弗莱堡心理学家冯•克里斯创立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旨在限定因果关系的范围。根据社会一般人生活上的经验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所主张的,相当关系是“若甲则乙”的关系,例如,从生活经验来看,如果A射击,那么必然有人,即B的死亡,那么A的开枪就是B死亡的原因。如果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就认为该行为与该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又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三种学说的区别。主观说以行为人当时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判断相当性的有无;客观说以行为时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实及可以预见的行为之后的事实为准,根据一般人能预见或认识的标准,即裁判官的客观观察;折中说是一种中庸的学说,即以大众的思想及特殊人物特别的认识为基础,来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相当性,即是以客观说为基础,主观说为辅。多数学者都认为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来判断刑法上所说的因果是较为妥当的.(27)前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平野龙一教授采纳的是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而且最近在日本理论上,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主张越来越有力。(28) “相当因果关系说”不仅仅停留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是达升华到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张明楷教授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将相当性作为客观归责的基准,在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一种客观归责论。”(29)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立足于裁判之时,以行为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行为当时一般人认识的事实,在一般人看来,如果行为和结果发生之间没有相当性时,就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相当因果关系说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行为人对因果关系认识的可能性角度认定责任的问题。第二,是对经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的经验标准问题。这难免有时会有一些主观上的看法,会对责任的判断有一些偏离。其实不然,相当因果关系依靠的并不是裁判者的主观臆断及经验,而是根据一般人的经验,或一般经验法则,与经验主义哲学之经验范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有些学者认为在某些特例下,相当因果关系也是不能解释的,例如:A与B分别在C的饮料中放入了能致人死亡的一半的毒药,C在喝后立即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A与B各自的行为都不具有相当性,那么A与B就的行为就与C的死亡都不具有因果关系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此时,A与B应当同时对C的死亡负责。再例如:被告人对特殊体质的被害人的伤害,有一些被告人是明知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可能由于一点的轻伤就死亡的,却依然故意对被害人实行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被告人的主观想法,并不是审判者能够臆断的。这样就会宽纵了被告人。支持相当因果关系的学者则不这么认为。在实践中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判断的就不是一般的条件关系判断而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他们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主张的一般经验标准,不是普通性的标准,在司法程序中对于行为人是否知道,是否应当知道与行为相结合的特殊事实的判断只能依靠一般的经验标准,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原因宽纵或者重责被告人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司法代价。而且做出这些经验判断的都是一些受过公正概念训练的法律人。(30)

  5.介入说

  行为实施后介入被害人的行为、行为人的行为、第三者的行为、自然力时,该结果究竟应该归属于谁?(31)即有介入条件时,因果关系应当如何介定。多数学者认为介入因素的出现是否对因果关系的成立产生影响,即,介入因素是否是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这需要进行相当性判断。不能以行为人是否能够主观推测该因介入因素是否会发生。即不应当仅仅按照介入因素“在行为时能否被行为人所预测”这种主观的东西为标准进行判断,而应当综合考虑具有客观性质的三方面情形:(32) 

  3.1造成结果的各项原因中对最后结果的发生原因,哪个最具有可能性。最具可能性的即是产生危害结果的危害原因。例:甲杀乙,乙慌乱而逃,在逃跑中遇到丙,丙一向视乙为仇人,见乙在无措的逃跑,即杀死了乙。此时,杀死乙的是丙而不是甲,虽然甲的行为促成了乙的死亡。但与丙的行为相比,丙的行为更具有让甲死的可能性。

  3.2介入因素的异常性。若介入因素过于异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那么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例如特殊体质的介入,一个正常人是没有办法知道另一个人的特殊情况,如果因为这种原因而导致了特殊体质的发作,那不能将责任归咎于到行为人的身上。相反,若介入因素是正常的,那么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如一个大人将小孩丢到森林中,后小孩被森林中的毒蛇毒死了,那么,大人不能以不知道森林会有毒蛇为由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这种森林中有毒蛇的介入因素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判断因果关系的异常性呢?这个就需要与实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考虑。(1)介入因素是否由之间的危害行为必然引起的。(2)该介入因素是否常常与该危害行为一起发生。(3)该介入因素发生的几率是否很低。(4)该介入因素是否与危害行为毫无关系。例如:被告人是一个白人士兵,他在晚上走进一节黑人所在的火车车厢内,对黑人们拳打脚踢。被打的中有一个黑人从火车上跳下去,结果摔死了(33)笔者认为在这种特殊场合之下实施普通的殴打行为 并没有导致死亡的危险,被害人跳车行为太过意外,可以说是意外的。如果将被害人跳车的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先前的殴打行为是不合理的。最终法院也认为: “由于被告未携带武器,而死者又的周围都是黑人,都是他的朋友,被告人只是只身一人。他的害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因而在被告的行为和这一死亡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英美刑法学家曾有过经典的论述: “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侵害行为人和正常人所不能预料的,那么这种结果要是归咎于行为人难免有点牵强。其实结果是由被告人的‘愚笨’的、他人无法正常预见的自愿行为所造成,因而就中断了侵害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34)

  3.3介入因素与危害行为哪个影响力大。若介入因素的影响力大,那么介入因素与最后的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若危害行为比介入因素对危害结果的影响力大,那么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若之前的危害行为已然使被害人达到了最大的伤害,而介入因素只是加速了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虽然从表现上看,是后来的介入因素使被害人造成最大的伤害。那也应将危害行为看作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

笔者现在用以上的分析结果来探讨以下案例: A欲杀死B,在B被A打的半颅内出血,六小时后必死的情况下,B起身要逃,却不慎掉入深渊。那么,此时的掉入深渊这人介入因素,虽然在表面上是直接致B死亡的原因。但A殴打B是在深渊旁,B摔死的这个介入因素出现并不异常。所以,A将B打颅血的行为与B掉入深渊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A的行为应成立故意杀人既遂。在此案例中,若B不是掉下深渊死的,而是在逃跑过程中被B原先的另一个仇人C杀死的,那么,C的这种介入因素是否与B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对此,德国法院的一个判决结果可做为判例予以参考:“若丙欲伤害乙,且刚好乙被A伤害到了没有知觉,丙趁着甲伤害乙的这种情况,在乙没有知觉且无助的时候,加速了乙的死亡,那么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仍然存在因果关系。”(35) 

  5.评析

  笔者认为“条件说”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条件说扩大了原因的范围,从而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范围,因为相对于结果可称为必要条件的事实可以无限地外推上溯以至于无穷。在事实上有原因,并不代表在法律上就可以归责。扩大了原因的范围则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这样不利于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相当因果关系说依据一般人对危险的经验性的判断,较模糊抽象。但笔者认为模糊并不意味着不严谨,具体也并不意味着科学,法律是社会规范学科,规范的形成本身是社会大众的合意,往往表现为模糊而不是科学或者精确。(36)“相当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将相当性作为客观归责的基准,在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一种客观归责论。”(37)张明楷教授简明地道出二者的异同,相当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充足即可结果客观上归责。

  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各种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将各种观点中的精华及合理成分相互结合才能做到。所以笔者认为,在相当说的基础上,辅之以介入说,这样更能准确的评价因果关系。

  三、我国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现状

  目前,我国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都一直停留在必然因果系与偶然因果关系之争,这是较大因素是受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刑法学说的影响。刑法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争,开始于苏联的毕昂特科夫斯基教授的“必然因果关系说”。他主张必然的结果是由某个行为经过一定的条件从而转化过来的,偶然的结果则是两个或多个的行为混合造成的。(38)他的逻辑认为,只有必然的结果才是可以预见的,也才能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才有刑事责任。对于偶然的结果,那是不能预见的,则不能把这种行为的责任归结到行为人身上。所以,他认为刑事责任问题仅对某人行为的必然结果的提出才有意义。因果关系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学说认为,这种必然关系是危害行为与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的一种必要的,必须的联系。也就是说,危害结果必须是由危害行为引起的,只有这种必要的情况存在我们才能认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认定,除了必然因果关系,还有偶然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是指,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表面的,非实质的关系。即,一种行为可以产生多种结果。危害行为作出时,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危害结果,可以出现此危害结果,也可以出现彼危害结果。“必然因果关系说”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我国领域以来,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它的哲学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和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黑格尔认为“什么是偶然的结果,什么是必然的结果,这是很难确定的,因为有限的东西的内在必然性,是作为外在必然性,即作为个别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达到内在的,而这些事物作为独立的东西是互不相关地、相互外在地聚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哲学理论上的学说之争。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不应停留在这些哲学的问题上,要正确认识、分析、理解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从法律上进行考察。黑格尔也认为,对于什么是必然性,什么是偶然性是很难判断的。外部事物在个人的行为中的结合及产生的结果系不由个人认识和控制的。按照常理来说,在我故意的范围内产生的结果才应该由我负责,而超出我意料之外的概不认帐。但是,世事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还有一些外边侵入或偶然附加的东西,这都在人的主观故意之外,那我们这该由谁负责呢?所以,如何区分必然结果与偶然结果,是不容易的。而且,笔者认为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的研究系哲学上的问题,而对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应当从法律的层面上去探讨,不应纠结于一些哲学问题上。如前面笔者所缀,哲学上因果关系与刑法上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是不同,这就决定了在因果关系这两方面上的研究有很大差异。我们对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虽说不能完全脱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联系因果关系在刑法上的特殊性。

 

  第3章 经典案例

  

  案例一: 某村村民小张在某小炒店吃饭时,声音特别大,遂引起隔壁桌的小李不满,张即与李发生口角,后二人发生扭打,被拉开。小李遂离开饭店,小张立即追出去从后面用手揪小李的衣领、拉着小李的肩膀和手臂并摁住其头,致使小李的脖子弯曲,此时小李立即倒在地上并突发死亡。事后,经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认定小李的脖子上生有一个瘤,而这个瘤长在动脉上,经专业人士发表,长在动脉上的瘤会越长越大且与血管相连,而且比较脆弱,容易因为用力及情绪的激动而破裂从而导致死亡。

  小张的律师认为,小李生前患有动脉瘤。这种体质是一个具有潜在危重疾病的特异体质的病体。而小张并不知道小李患有这种病,也并非是利用这种特异的体质来伤害小李。小张与小李的这种扭打,只是一般的故意伤害的情况。所以,小张不应对小李的死亡负责。

  分析这个案例:许多学说中都存在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认定被害人体质异常时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伤害存在因果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以上这个案件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依赖人的一般经验标准,难免有点主观意识。笔者认为这种特殊体质的案件,也可以用介入说的观点来分析。小李是特殊体质这种因素,我们可以考虑当做是一种介入的因素,但是,这种介入因素过于异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小张并不能预见到小李有特殊体质这一事实,所以也不能遇见到对小李的殴打行为会因为其的特殊体质而恶化致死亡。这种介入因素导致的结果,不能归因于小张的行为,所以也能得出小张不必为对小李的死负刑事责任的结论。当然,在上述案例中,如果小张知道被害人小李的体质特殊,却仍故意对小李实施侵害程度较低的行为,而实际上是利用被害人小李的特殊体质去杀害、伤害被害人,这就自然应当承认其行为与小李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并追究小张的刑事责任。

  案例二:甲曾经取得乡村保健员的资格,且在乡村卫生室工作,后因个人原因被开除,后甲在没有取得卫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的情况下在乡村的家中私开了诊所,从事医疗活动,属非法行医,且被行政处罚过。乙因觉得不舒服到甲开设的诊所看病,后因甲的诊断失误,导致乙由于心源性心脏病发作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亡。法院认为,甲非法行医的行为已经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因为,甲的行为已经导致了乙的死亡,这种导致就诊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的情节,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且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而辩方律师则认为,本案中被害人乙的死亡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而不是甲的行为。乙本身具有心源性心脏病,这种病情本身就会导致乙的死亡,而与甲的非法行医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甲的非法行医行为并同非第一款的规定情节,并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此案件涉及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笔者对被告人甲的行为与被害人乙的死亡之间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做如下分析:一种观点认为甲的非法行医行为与被害人乙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就如上面辩方律师认为的,乙的死亡原因是心源性心脏病发作,而不是被告人甲的医疗行为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甲的非法行医行为与被害人乙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甲的行为符合非法行医中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情况,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节。用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可以得出被告人甲的行为与被害人乙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单纯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分析有点单薄。笔者认为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辅之以“介入说”更具有说服力。被害人乙的死亡是由于心源性心脏病这个因素的介入。一名具有从业素质的乡村医生,在诊断出病人的病情有所恶化的时候,不应自己再对病人进行治疗,而应将病人送到更具有资质的医院进行治疗。本案中,对于一名具有从业资格的医生来说,这种心源性心脏病的介入因素是属正常的,被告人甲应将被害人乙送到更具有资质的医院进行检查,但是甲并没有尽到一名专业医生应当尽的观察义务,对病人的情况作出应急性反应。甲的行为属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笔者认为,被告人甲不应以乙是因为心源性心脏病死亡而认为自己对被害人乙的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笔者认为就诊人的死亡原因系由于不具备医生资格的被告人甲,私开门诊从事诊疗活动造成的。

  案例三:张三与王五本是邻居,常因生活琐事争吵。以后的生活中,两人总是不停的争吵且互不退让。一日,两人两家后门的菜地范围而又一次发生争吵,张三冲到王五的厨房,这次两人甚至动起手来,两人互相的拧打,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开。张三一气之下,顺手抄起厨房的一把长柄水果刀往王五身上刺去,王五立即倒下,血如水一般的涌出来,张三吓坏了,大喊着报警、叫救护车。身边的人也帮忙着打电话。张三因故意伤害罪被拘留了。王五在当地的县医院里抢救,后建议转院。随后王五转到了省里的一家三甲医院。在省医院里,经医生们的抢救,王五渐渐脱离了危险期,25天后,被告人转入了康复病房,且已办理了出院手续。准备出院的那天,王五突然大出血死亡。经尸检,王五是由于心包破裂导致了的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被害人王五的死亡系因被告人张三刀刺伤心包出血致心包填塞及粘连致死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的死亡与医疗机构过错有利害关系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被害人王五已在第一时间送往了医院抢救,且被害人的死亡也不是因为抢救死死亡的。是在住院25天后突然猝死的。被害人的心包破裂的确是被告人的刀子造成的。但是,医院存在疏忽和过失,医院未检查出心包破裂,从而导致未有效防治心包出血和粘连及出血后的清理,所以,被告人的死亡与医院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但在情节上不应归属于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刑罚。

  如上述的两个案例一样,都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争议。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可以得出被告人张三的行为与被害人李四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学生依然认为单纯的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分析有点单薄。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辅之以“介入说”更具有说服力。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把医院对心包检查的行为做为一种介入的因素来考虑。作为一所具有三甲资质的医院,它应该对抢救的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且张三受伤的部位在心脏的位置,医院就更应该注意,而不是有疏忽。医院这种对病人心包破裂都没有检查出来的疏忽,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们都以为,病情在医院应该被医生检查出来,也应该被医生治疗的。医院对心脏受损的人的心包检查是正常的。心包检查这种介入的因素,对医院来说是正常的。若介入因素过于异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那么危害结果则不是由于危害行为产生的,反之,若介入因素是正常的,那么危害结果则是由危害行为产生的。综上,学生认为,医院对王五的死亡是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张三只应对王五重伤负刑事责任。即,应是十年以下的情节。

  5.小结

  从述分析,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从总体上坚持“相当因果关系说”来分析因果关系。但由于相当说都是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判断标准的,也违反了刑法因果关系客观存的特性。例如:一位车夫在赶马车的时候,打了瞌睡,使马车偏离了路线,而此时又刚好被雷击中。这个时候,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马夫应当为车被雷击中的事负责。其实不然,我们可以把雷电这个因素归纳为介入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人所不能预料到的。所以,车夫不应为车被雷击中的事情负责。所以在相当说的基础上,辅之以介入说,这样更能准确的评价因果关系。

  结语

  这些年,英美法系的法律因果关系研究成果和大陆法系的法律因果关系研究成果渗透到我国的法学研究中来。如 笔者上述的分析在英美法系的中,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两种学说与大陆法系中的“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一样,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学说的终究目标也都是为了确定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产生的,二者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确定行为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从而实现刑法在现实中的价值。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人们对刑法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也会越越清楚的认识,从而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也会越来越具有合理性。

  我国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笔者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随着人们对事物与事物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的越来越深刻,大家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也将会越来越透彻。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通过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论来认定,也是较稳妥的。为求刑法的公正,笔者认为,以“相当因果关系说”辅之 “介入说”更具有说服力。虽说,相当因果关系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判断,更有对事物价值性的规范判断。其理论依据是受过公正概念训练的法律人的经验法则,已远远超出客观事实的认定范围,其背后有社会的伦理的评价。但若加以介入说,则更为全面。如内容提要中提到的案例,一个摩托车手,撞倒了一个行人,行人在送往医院实施急救的过程中死亡。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不将行人在医院抢救过程中死亡的特殊介入情形考虑进来,就没有办法全面说明乙的死亡结果是如何导致的,所以应将行为后的介入因素作为因果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环节,从而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理解。

编辑:范水沿    

文章出处:全市法院第20届学术讨论会参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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