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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若干设想

发布时间:2013-01-18 11:37

  一、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

    虽然我国宪法中有关于禁止非法搜查、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但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够具体明确,另外鉴于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中有禁止酷刑的规定,为了加快和国际司法标准接轨的步伐以及给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提供宪法上的依据,我国的宪法应做一定的完善和增补。

    首先,应当增加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有罪以及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为不利于自己的证人的规定。如果某种权利必须保护,那么应当将该权利增加在宪法的规定中,然后通过排除证据的方式予以保障实施。这同时也是为了履行《禁止酷刑公约》的义务并为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我国己经于1988年10月4日正式加入《禁止酷刑公约》,并承诺刑讯逼供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且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上确立不被强迫自证有罪的原则,从而保证供述的自愿性,消除刑讯逼供。另外,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在等待全国人大的批准。该公约第14条有相关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为了与该公约兼容,我国宪法应该增加有关该原则的规定。

    其次,应当对禁止非法扣押和搜查的规定进行细化。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说明何为“非法”,也没有规定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因此下列内容应当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凡是没有法定理由且没有履行法定程序的拘捕、搜查、扣押等行为都应为“非法”;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前述“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三,应当在宪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权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而且我国还确立了为经济有困难的被告人提供免费律师的制度,包括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指定辩护的规定以及2003年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中的规定。因此,增加有关律师帮助权的规定既可以细化己有宪法规定,又与我国的现行制度是匹配的。

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制度

    (一) 建立司法审查的令状制度,完善采集物证的程序

    通过令状制度,明确地规定侦查机关适用搜查、扣押等各类方式采集物证的条件。令状制度的设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应当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为采集物证而实施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之前,必须向审判机关提出申请。情况紧急时,无法提前签发令状的,侦查机关可以先实施该行为。但侦查机关应当在执行侦查行为之后48小时内,将侦查情况的笔录送至审判机关,审判机关根据侦查机关的相关资料,对其侦查行为予以确认。对于事后补充申请的紧急侦查行为,必须经审判机关确认合法后才具有法律效力。2.明确需要申请令状的范围。申请令状的范围应当是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强制搜查、扣押等。3.明确签发令状的主体。令状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侦查机关滥用权力,保障正确的侦查活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侦查活动中不受非法侵害。由于我国的检警机关均有侦查权,而令状正是对侦查权的限制,因此签发主体一般应为独立的审判机关。为了与刑事诉讼有关管辖的规定相适应,具体签发的机关定为侦查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比较合适,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侦查行为实施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签发。在目前情况下,检察机关也可作为签发令状的主体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如果将令状的签发主体确认为只有审判机关,我国的立法及侦查体制需要进行较大调整;另一方面从检察机关的法定权力来看,其本身就具备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这一点与令状主义的初衷是吻合的。因此可以考虑,检察机关可以受理其他机关因实施侦查行为而提出的令状申请,而对于检察机关自身的侦查行为,则必须由审判机关来受理。4.明确批准申请的条件侦查机关在提出申请时,应当向审判机关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嫌疑,并且在申请书中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要搜查的人或处所、要扣押的财产或其他物品等。符合上述条件,审判机关在核定的有效期后才能签发令状。

   (二)规范审讯行为,保障言词证据的自愿性

    选择适当的审讯场所,并加强对其监管审讯场所的选择主要是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羁押场所的审讯室内审讯犯罪嫌疑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在侦查机关及其他场所内进行询问。可以考虑将侦查机关与羁押机关相分离,明确羁押机关没有经过许可不得进行侦查活动。侦查机关需要在羁押场所内进行审讯活动时,应当通知羁押机关到场监督,以制约侦查人员的违法审讯行为。第二,对审讯时间要严格规定对于审讯时间的要求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保证审讯的及时性。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72条的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24小时内进行询问。对于不应该拘留或者逮捕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及时释放或变更;其次,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审讯时间,应限于正常人的起居时间。防止侦查机关采用疲劳战术、突然提审等不人道的方式进行审讯活动。对于什么是正常人的起居时间,笔者认为最低的限度应当是根据一般人的生活规律来确定。但是,对于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需要紧急进行审讯的,应当向法律监督部门提出申请或者事后补充申请,并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之下进行审讯。第三,对审讯方式要严加限制,尽可能细化地规定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时禁止使用的方法,使侦查人员能够正确区分非法手段与侦查策略。同时建立询问时全程录音或录像制度。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在西方国家的侦查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并经实践证明,具有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规范警察讯问行为等程序正当效果。因此,应当在全国所有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羁押场所配备录音录像设备。同时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询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打破侦控过程暗箱操作的局面。可以考虑实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定期检查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进入羁押场所时,对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出具书面报告留存底档。然后定期内对其进行体检,将出具的书面报告留存底档。此项工作由羁押机关进行并保存底档。完善上述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从技术上尽量的防止和减少刑讯逼供,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自愿的进行供述。

    (三)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程序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辩护方在庭审之前可以了解控诉方的诉讼文本、技术性鉴定资料、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但是,对于庭审前程序中证据的异议及裁决问题都未作出规定。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庭前审证制度。从表面上看,庭前审证程序只是存在于法庭审判程序之前的一种准备程序或者预备程序,不涉及被告人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但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司法资源配置、诉讼格局、审判模式等的态度。在目前,所有证据材料,包括非法证据,一律进入庭审,由庭审法官一并裁断。但是,一方面,开庭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将所有的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异议及裁决都在庭审中进行,肯定会导致控方或者法庭为了对证据是否非法而进行调查核实而不断延期审理,从而降低了诉讼效率。因此,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应当完善非法证据的庭前审查程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非法证据直接进入庭审,会对法官的心证产生重大影响,即使这些证据最后被认定为是非法取得的,其印象却难以从法官的头脑中消失,可能仍会对法官认定案情产生潜在的作用。因而,如果不能阻止事实审理者看见和听见不可采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难以发挥作用。鉴于此,在我国的法院系统中,也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设置预审法官,由预审法官在正式庭审前对证据进行审查,将法律规定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挡在庭审过程外。应当注意的是,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不应重合,不仅不能为同一法官,而且应该禁止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互交换意见,也应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间做沟通协调工作。必须保障庭审法官确实能够排除预断。从目前法院人员配备的情况看,由立案庭法官充当预审法官的角色比较合适。四、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重大意义。由于英美国家实行的是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因此侦查机关所作的侦查笔录被视作传闻证据,审判机关如果采用该笔录,相关的制作人就必须到庭接受质询,否则审判机关不得采用该证据。英美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两点:第一,传闻证据没有经过原供述人的宣誓,所以不承认其可采性;第二,传闻证据具有很大的误传的危险性,所以不足采信。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非常少见。如果对侦查笔录产生了质疑确需侦查机关出庭作出说明的,一般是以单位的名义在说明材料上出具公章。侦查人员不愿出庭作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我国侦查笔录属于书证,而不是证人证言。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同时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应当确认侦查笔录为传闻证据,记录该笔录的侦查人员应当到庭接受询问,以确保被告人在庭外陈述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因此,侦查人员在法庭需要时必须出庭作证,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除了相关证据要受到法律的不利评价外,对于相关人员也应当追究其责任。

    (四)建立惩戒制度和权利损害的保障制度

    本文比较侧重强调程序的价值意义,但是并未否认实体法的重要性。应当认识到,只在程序法上对于非法证据的效力进行否定性评价,并不能完全阻止非法证据的再次出现。在任何制度中,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人也是容易委从于趋利避害。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能够使人不敢犯,但是我国现行的惩罚制度过于单一。例如,我国刑法规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是对非法取证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的惩罚,但未到犯罪程度的非法取证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惩罚规定。在实践中,这种情形不在少数。因此,应当根据非法取证人的行为后果及其主观恶性,分别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民事责任。同时应该切实保障受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人的权利。首先,对于证人、当事人及其他持有证据的人的权利因非法取证而受到侵害的,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由有权机关对受侵害人作出国家赔偿或者民事赔偿;其次,对于受到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因排除非法证据而成为疑案的,应当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

编辑:范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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