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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探析

发布时间:2012-05-21 08:58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该罪的设立是具有科学性的,首先从醉驾的行为性质及醉驾者的主观心态分析,醉驾行为不适宜以交通肇事罪入罪,也不适合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入罪;其次,增设新罪名具有必然性,能够使定罪量刑更为准确。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备受关注的“醉驾入刑”一直为公众所密切关注,“第一个被刑事拘留”、“第一例起诉案例”、“第一例被判案例”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公众确实感受到,司法机关严惩醉驾的决心。

  在2011年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指出,对于醉酒驾驶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将刚刚施行的“酒驾入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公众颇感困惑:难道全国人民关于醉驾入刑的理解竟都是错的?难道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纷纷追究醉驾者刑责,竟然是个玩笑?在公众看来,醉驾入刑就是只要达到醉酒驾车的标准,即构成犯罪,“酒醉”是罪与非罪的标准,而今让人有种朝令夕改的感觉。

  公安部发言人随后表态:“公安机关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自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自去年5月1日实施以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自2011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醉酒驾驶造成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5%。可见“醉驾入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院一律起诉。至此,公、检、法三大机关对醉驾的态度已基本明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持“醉驾一律入罪”的立场,最高人民法院持“醉驾不必一律入罪”的立场。一方是强调要慎重对待醉驾,不宜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一方是雷厉风行,高调打击醉驾行为。而社会舆论对于醉驾行为是否要“一律入罪”也争论纷纷。

  笔者认为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醉驾一律刑事立案”、“醉驾一律起诉”的表态与张军副院长的“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观点并非对立,这一方面源自对法律的理解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司法和执法机关所处的位置。毕竟在“刑事立案”、“起诉”在法理上不等于必判有罪,“一律刑事立案”、“一律起诉”与“一律入罪”并非相同概念。三者不仅不是互相掐架,而是各司其职。然而,为什么在实践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呢?这就涉及到前文提及的“双方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使其对待认定犯罪时天然产生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更倾向于认定犯罪。公安部要求“一律刑事立案”,意思是从严查处,遏制醉驾行为。刑法修正案(八)既然对“醉驾入刑”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追究醉驾者的刑事责任,而事实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全国各地的醉驾行为和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大幅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公安部关于“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表态,是正确的、也是符合群众的利益。而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角度,对“入罪”和“脱罪”两方面不同的观点都要考虑,因此,看问题更为客观。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慎重处理,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把某种行为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即可罪可不为罪时,则不作犯罪处理;可刑罚可不予刑罚时,则以非刑罚方法处之;可重刑可轻刑时,尽量施以轻刑。这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避免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张军副院长的表态,并不是否定醉驾入刑,而是要求对一部分不必动用刑事处罚的醉驾行为,代之以行政处罚。这样既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亦可以保证司法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这也正印证了“位置决定观点”的说法。

  但如何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可不追究刑责”却没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标准,对于办案机关来说难以裁量。目前采取的是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的“一刀切”做法。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例如在繁华的街道上醉驾和在渺无人烟的乡间公路醉驾,其危险程度明显不同;仅仅将车辆移动几米与驾驶几十公里的危险程度也不同;车辆时速高低对可能造成的危害概率还是不同;甚至对于酒精耐受程度不同的人,醉驾的危险性也不同。而“危险驾驶罪”作为一个典型的危险犯罪,其构成犯罪的前提是应当足以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也就是说,这种危险行为具有客观的、现实的、可预期的危害,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或然的推测。人民法院作为刑事案件的审判机关,在审理各类刑事案件的时候,需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节和社会影响,对被告人的行为审慎定性、稳妥处理,这是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同时也是在维护群众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军副院长的表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全局性。    

  因此,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必须客观认定个案的具体情节,正确用刑法理论来指导实践,而不能为了定罪而定罪,也不能因为“情节严重”的标准难以界定,就放弃对此进行适用。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必须按照刑法实事求是、宽严相济的原则,对每个案件考虑具体情节、危害大小、事实状况的各不相同,且在不同时段、不同交通状况、不同移动距离、不同车速等因素对危险大小的不同作用,例如在人群密集地和郊区空旷地带,危害程度也不一样,在定罪时都应综合考量,全面判断犯罪情节,从而正确适用法律。

  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司法解释,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立法解释,以规范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避免出现冲突,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规范作用,审慎、稳妥地处理醉驾案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

  第三,在没有出台具体的量刑规范化规定之前,法官应该在法条的基础上,灵活的根据法理和刑法的原则对危险驾驶罪进行审理,人民法院作为刑事案件的审判机关,在审理此类刑事案件的时候,需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节和社会影响,对被告人的行为审慎定性、稳妥处理,这是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同时也是在维护群众的利益。

  第四,建立有效的案例指导制度,为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今后有情节类似、事实类似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案例进行判决,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案情近似的司法判决结果却大不同的现象,这不仅是司法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有利于司法公正。

编辑:朱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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