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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视野下司法与民意契合路径抉择

发布时间:2013-07-11 17:11

                                  

   引言

  “仓廪实而知礼节”,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的利益观念正发生着改变,民意的力量也在快速的增长。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当社会公正问题开始占据民众的主要视野,民意对作为体现着公平正义的司法的关注热度和兴趣与日俱增,成为一个不可忽略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司法应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民意,才能既使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得以理性表达又提升司法的社会可接受度,已然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司法与民意的冲突分析

  (一)关系面纱的揭开

  1、司法领域的民意

  民意可以理解为民众的诉求,最早出自《庄子,说剑》,“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笔者认为司法领域中的民意,可以界定为社会民众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对特定案件所表达的一种共识性的诉求。这种诉求往往以夹杂着道德标准的朴素正义观对法律行为、司法裁判做出的评价。简单而言,我们可以将针对特定的事件或人物的民意影响司法裁判的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案件事实的了解阶段,即社会公众通过亲身经历或媒体报道对案件事实形成一定的认识。了解案件事实是民意形成的起点。社会公众了解案件事实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与特定人物或事项具有一定联系的公众亲身接触案件事实,二是媒体会选择能引发大众心理诉求的热点案件进行跟踪报道以引起民众对事件的关注。

  第二,公正价值判断阶段,即社会公众在所认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形成对案件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特定倾向。价值判断是民意产生的必经阶段。在感知到一定案件事实之后,个体开始根据自身认可的标准进行善与恶、对与错的判断。

  第三,达成民众“共识”阶段。在内心特定倾向形成后,个体可能通过言语相传、网络报刊和新闻媒体等途径直接或间接表达出来,也可能同意已表达出来的其他人的内心特定倾向,所以在特定范围内就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或一致。这种共识就是司法领域中的民意。

  2、正反两面的关系

  民意之于司法犹如一把双刃剑,产生正反两面的影响。

  从正面影响看,民意监督司法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和推动制度完善。首先,法条是抽象的、滞后的,它不能够周全地适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如果没有考虑个案的特殊性以及现时民众对于正义的理解,直接将法条的规定套用于具体个案,不仅机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立法与司法的初衷。民意从人们现时的朴素正义观出发,其对司法进行监督,能纠正机械司法对正义的扭曲。如“许霆案”,正是因为民意在网上鸣不平,最终致使法院改判,实现了基本的个案正义。其次,在许多倍受关注的案件中,民意往往不再局限于对个人权利的关注,而更多的是上升到司法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层面。 “孙志刚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黄静案”促进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崔英杰案”关涉城管的执法方式,“李庄案”触及程序正义和律师利益,“药家鑫案”掀起了死刑争议。在上述案件中,民意推动了我国制度的变革。

从反面影响看,民意监督司法一定程度上破坏司法公正,消解司法权威。首先,在司法方式上,法院应当在诉讼过程中保持被动性和中立性。维护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准则。当一地的民意被点燃后,法院想保持自己的中立性将变得举步维艰。民意甚至还可能迫使行政权力向司法审判施压,间接干扰司法的独立性,最终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其次,司法审判的结果只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能树立起司法权威,反之,案件被反复再审,必然引发民众对司法权威的怀疑。司法有它自身运行的逻辑规范,如果所谓“人人喊杀则杀之,皆曰不杀则肴之”的民意能直接影响到司法的正常运行,显然民意已经危及司法的权威性,并已从根本上损害司法公正。

  (二) 冲突案例的梳理

  在民意强有力的监督中出现审判新契机的“孙志刚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重审呼声中从无期改成五年有期的“许霆案”,是一系列让人回味的民意监督司法的案件最好的例证。这些案件成为中国法治史标本的同时似乎也表明民意已然成功“进入”了司法,推动个案裁判按其预期前进。

  为了厘清民意与司法冲突的表现,笔者对近年来民意关注的热点案件进行了梳理,见下表:

  通过对民众关注的热点案件进行梳理,笔者认为民意与司法冲突主要表现在受理与否、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等三个方面。

  (三)冲突原因的法社会学分析

  诚然民意与司法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有稳定的成文法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情势间的差异、依规则裁判与民意朴素比较观之间的差异、社会传统思维习惯于法律自身逻辑性的差异、对公正的评价尺度的差异等等。 

  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反思司法与民意冲突的实质原因是民间正义与司法公正的认识差异。

就整体而言,中国固有的社会具有乡土性特质,“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  ,在乡土社会中又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在差序格局中,以自己为中心建立的社会关系明显存在差序形式,站在圈里,向内看是公的向外看又是私的,站在圈外,向内看是私的向外看又是公的,所以不仅群己的界线是相对的,而且公与私的界线也是相对的。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道德代替了宗教,礼俗代替了法律,法律往往不被依赖和信仰。

  近代以来,在外在力量的推动和内在力量的催化下,乡土社会随着国家推进的“有规划的变迁”而变迁,出现了“文盲乡村向文化乡村、差序格局乡村向辐射开放乡村、长老政治乡村向民主政治乡村”演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变迁的趋势,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远非易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虽然直至今天,乡土社会一直在蜕变之中,但所有的变化尚不足以使乡土性特质消逝,如严格的户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划下一道分明的鸿沟;父系的财产继承、男为主、从夫居等许多家族制度的基本内容至今仍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乡土社会的一些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不但没有被清除而是延续甚至强化了。换而言之,即使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之下,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依旧清晰,大多数中国人现今生活的转型期乡土社会,仍然体现了“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考察问题的背景。 

  在我国的乡土社会中,民众眼中的正义是一种直觉正义与良心正义,来源于对伦理的认知结果与对事件真相的追求。民众似乎已经习惯用自己的感觉而非通过成文法来理解公正,通过对具体案例、法官行为、各种法令条文的运作效果的亲身观察来体会公正。在这种朴素民间正义的指引下,站在“案外”关注个案裁判的民意往往要求司法裁判既要揭示案件的真相又要与道德伦理相符,追求实质正义。司法则不同,作为行使司法权的一项专门活动,受主客观条件与法官认知能力的限制,无法做到完整再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只能揭示遵循法律的规定程序和现有的证据不断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要求审判程序的合法与裁判结果的适法,寻求的是程序与实体有机统一的公正,有时为了确保程序公正还要牺牲实体公正。例如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尽管警察在现场发现了辛普森作案时所戴的带血迹的手套,但法庭却以警方调取证据的行为违背证据的合法性为由没有采纳该证据,而在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定辛普森是真凶的情形下,判决其无罪。以“你觉得辛普森是否受到公正审判?”为题的美国新闻媒体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论肤色与种族都认为审判是公正,汹涌的民意最终还是选择尊重司法判决。这一案件如果发生在我国,断不能为民意所接受,“刘涌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当与辛普森有着相似证据瑕疵的“刘涌案”二审改判死缓的时候,民意瞬间沸腾,辽宁省高院成为众矢之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作恶多端的黑社会头目竟因为侦查程序的问题免受“本应受到的惩罚”。 这揭示我国司法环境的现实:民意现阶段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而非实体公正,更不是所谓的程序公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事实证明,程序公正的美好理想和精英的法律逻辑符合法学家的期待,但却不能将法院从社会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判断中拯救出来,法官越是希望用法律事实与程序公正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越是遭遇到更多的上访、申诉和指责”。 

  二、司法与民意契合的必要性

  (一)路径之选择

  考虑到依法裁判让位于民意这个路径,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中存在都是荒谬的,在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上,实际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司法独立于民意,不受民意的干扰。有学者指出“民意本身是一个流变不居的东西。其多变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在面对民意的时候,必须严格约束自己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而不是追随民意变化,不断改变裁判依据。所以司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与权力保持距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才可以成为沟通这两极的桥梁,才能真正制约权力,取得民众的信赖”。 在现代社会,表达民意应借由立法,而不是直接对司法施加影响。

  第二,司法与民意契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司法与民意都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在我国,按民主性的要求,司法应当努力回应民众的要求,充分体现民众的意愿”。 

  (二)契合之必要

  司法独立于民意是成熟、完善的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种成熟、完善的法治社会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是良法之治,不仅需要体制上的依法独立裁判还要社会大众具备较高层次的法治意识,能够在二者冲突时首先容忍和尊重司法的裁判。就法治建设而言,近代社会以来,我国已在固有法治的基础上开始了“外发型法治建设的模式” 即理念和制度方面基本参考、借鉴和移植西方法治的法治建设历程,但实际上,我国的法治离成熟、完善的法治还有相当距离。这条路径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

而著名的法社会学家韦伯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法律,不把法律只视为一套逻辑上正确无误的规范,而把它视为关乎人类行为的各种现实规约因素的一套复合体”,依据法律规范运行的司法应该与本土文化有内在的构合力,才能够被社会民众予以接受。而选择司法与民意契合正是立足我国当前的法治程度与司法环境的社会现实,结合审判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的所得。

  1、契合的基础

  在乡土性的中国社会中,司法与民意有契合点,这些契合点构成二者进行互动的基础。

  首先,司法与民意都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对法律的准确适用追求法治意义上的公正,而民意通过道德性的情感和评价的反映彰显朴素的正义,二者在追求社会公正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其次,司法与民意都着力于为民。民意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司法同样也要为民。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是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否则,这种制度的存在也不可能期望维持多久,因为要少数政府官员将一个不为人们接受的法律制度强加给广大人民实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司法要得到社会大多成员的信任与遵从,就必须要求它为他们所尊重、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至少不会在他们心中激起敌视或仇恨的情感”。 可见,司法与民意在为民这点上是契合的。

  再次,司法与民意都要求公开透明。只有信息公开,民众才能获取真实的信息,才能做出中立且客观的判断。而我国的三大诉讼法明确规定,除了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外,都要公开审理,而所有案件的结果都要公开宣判。可见,要求公开与透明,司法与民意非常的一致。

  2、政策的依托

  在法律适用方面,中华法系要求“恭行天理,执法原情”,所以司法审判要兼顾民意在我国一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包公断案、海瑞断案等著名的历史故事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革命时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有力佐证。目前的法治理论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的“三个至上”政策理论上明确了司法须与民意契合。而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司法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与民意契合势在必行。

  三、域外经验与机制构建

  (一)考察西方民意进入司法的实践经验

贯穿于整个西方的法律文明的传统是把民意引入司法程序实践,而民意进入司法程序的方式随着社会民意逐渐多元化也开始多样化。总的说来,西方社会民意进入司法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将习惯和道德伦理适用于司法的个案中,运用陪审团制度、平民法官制度、非职业法官参审制度在审判过程中直接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活动,传媒和司法间积极互动。我国司法过程中民众的普遍参与制度设计与西方也有相同之处,如人民陪审制度、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但是类似的制度设计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西方国家取得的社会效果和民众的认同度大大高于中国,其中,尤以美国的民意与司法互动制度为代表。

  1、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陪审制度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相似之处,但美国的陪审团只负责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不需要作解释或辨明;而法官负责依据陪审团的裁决并适用法律定罪量刑。在美国,“陪审团审判可以通过民众积极参与司法活动,有效地监督司法,防止司法权力被滥用”。  

  2、判决书的法律论证

  美国的判决书论证充分、推理严密,有的判决书甚至能达到上百页之多。另外,美国法官可以把符合法律程序的民意写入判决书。在民意进入判决书时,美国法官会在把民意与司法的问题转化为事实与法律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巧妙而详细的法律论证。论证充分的判决书能增强民众对司法的了解,化解民意与司法的冲突。我国的判决书一般分为案件事实与诉讼请求陈述、被告答辩、证据的认证和事实的认定、裁决所依据的法律四个部分,少有说理和论证。这激化了本就冲突的民意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判决书的法律论证方面,我国应对美国制度进行借鉴。

  3、民间团体通过诉讼将民意引入司法

  美国的NAACP(美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会)、环境保护团体会把他们的政治态度转化为权利请求,要求法律保护。这样,“法律程序实际上被当成了一种政治参与的替代方式,为民意开辟了一条进入司法场域的通道,并使公共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有了一些新的支座。同时,这一制度设计也致使民意要想在美国司法审判中获得承认、发挥作用,必须依托一定的形式和路径进入法律程序,通过法律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立场、发挥自身的影响”。 美国的该项法律诉讼制度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但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限制非常严格,民意很难通过诉讼的途径进入司法。

  4、“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制度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并作出书面论证意见书,即法庭之友陈述,向法官提供尚未知悉的证据事实及与法律问题有关的信息,以帮助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 

  (二)构建我国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契合路径

  既然我国司法选择了与民意契合之路,那么关键的问题如何把握和谐的平衡点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契合机制。

  1、通过立法吸纳民意

  制定完善的法律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如果想使司法裁判获得广泛的民意认可和支持,那么司法依据即法律规范就应该首先获得民意的认可和支持。因而,立法者在立法之时需要广泛地收集信息,弥补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具体而言,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尽量的倾听民意的表达,再经过民主表决的程序制定标准、规则。

  第一,征求意见与建议。最直接的途径是让民众及时便捷地获知信息并积极参与立法,同时利用网络高效率的特性,举行网上座谈、网络直播听证等便民措施。立法机关应当预先将需要向社会民众征询意见的相关事项及沟通交流平台予以公示,通过网络资源建立公示程序,使得在立法进程中能在及时有限的时间与资源内最大限度的汇集民意,进而提高我国的立法质量。同时征求意见与建议可以在立法程序中立项、起草、审议和表决的不同阶段适用。

  第二,确立网络实名制。为了防止他人借助网络媒介发表虚假言论等不负责任的行为,随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频频发生,网络实名制可谓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式。在民主立法中引入网络民意,网络实名制仅是作为保障民意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一种技术性手段,同时立法专门机构还需对公民的实名制信息予以立法保障。

  第三,建立反馈机制。通过建立专门公众立法网站,对网络民意及时进行分类、甄别、整理,对立法参考价值较小而不被搁置的网络民意,予以全面说明。实践中,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立法机关立法过程中已开始使用民意调查、听证会、民意测评等互动和沟通形式,这是一个良好的创新。

  2、公正司法培养信仰

  不被信仰的法律将形同虚设,民意表达的主观性较明显,难免带有个人色彩,甚至可能会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矛盾,同时民意也有可引导性,通过公正裁判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引导民意向着理性、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一,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回顾备受民众关注的焦点案件,普遍存在说理性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影响案件最终裁判的关键和焦点问题一笔带过,对裁判的理由没有系统全面的阐释,判决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说理和释法的功能。例如“许霆案”的原审判决书,既没有解释为何将合理使用ATM机的行为认定为盗窃,也没有说明为何将ATM机纳入金融机构范围,更没有将ATM机出现故障、银行存在过错作为量刑情节,使得民众对司法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在审判实践中,当司法裁判机关遭遇民意围攻的境况时,法官强化释法明理、注重引导当事人意见,增强文书的说理性,并灵活运用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诸如管辖权转移、变更管辖和延期审理等来回避情绪化的民意,保持自身的独立。

  第二,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司法机关应建立与媒体良好的沟通机制,适时依法向披露具体个案中民众关注的焦点,充分掌握案件真实信息的话语权,形成正确的、良好的舆论导向。坚持司法程序公开,使得有广泛影响力的个案,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作出公正、公平、合法、合理的处理,并且进行判后答疑、释法析理,及时主动向民众通报有关案件情况,并就法律问题等作出解释说明,消除民众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担心,增强司法的认可度。

  第三,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案例的形式对实践中成文法的适用进行诠释,这样可以吸收判例法制度的活力,也能更加满足我国当前审判实践的需要,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合理约束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同案不同判”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提高裁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第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社会民众往往将对个案处理的感受及对法官素质修养的观察作为对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评判标准,所以,法官的职业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影响着民意对裁判公正的判断。因此,要使得民众信服司法,必须全面加强法官的业务素质,使其忠实于法律,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促进公正司法,从而树立司法权威。

  3.完善陪审疏通民意

  要在司法实践中建立切实可行的民意表达机制,“将公众的意见导入理想的程序装置,让民众在交涉过程中形成共鸣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承载了民意的陪审制度将一般思维融入审判实践,可以让法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当前民意的正义取向,提升民众对司法的接受和认可度,起到纽带作用。但遗憾是人民陪审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有待完善。

  第一,严格任职条件并保障广泛性。在对人民陪审员的筛选过程中,选取社会威信较高、经验阅历丰富、熟知风俗民情的普通民众担任,广泛代表民意,保证司法公正。此外,要考虑到现实中农村和城市教育程度普及比重及文化素质存在的较大差距,基层法院的陪审员的选任应适当降低学历要求,保障陪审员的广泛性。

  第二,人民陪审员和法官职责分明。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中人民陪审员和职业法官在合议庭评议案件的权利上具有同等的地位,二者之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职责划分,导致了“陪而不审“现象的存在。为此,可以借鉴国外英美法系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明确两者之间的权责分工,职能彼此独立又相辅相成,人民陪审员负责认定案件事实,而法官负责准确、灵活适用法律规则。同时加强对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提升法律素质。

  第三,健全陪审制的适用选择权。为了在程序上保证当事人适用法律的平等性,首先,明确当事人对适用人民陪审方式的申请权,保障诉讼当事人的知情权,体现司法的民主化;其次,在法定的适用人民陪审制的案件中赋予当事人放弃适用的选择权利;最后,随机初选、当庭选定两种方式相结合以选任个案陪审员。

  4、司法与媒体双向互动

  当前民众获取个案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媒体对案件在某一时间点有一定倾向性的新闻报道,而且民众也更倾向于相信媒体的报道,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新闻媒体。而民意只有结合媒体的放大与渲染才能产生对个案裁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巨大的力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某些权威媒体具有倾向性的报道或评论后,最终审判结果定了基调”。 媒体已然成为了民意进入司法最主要的民间渠道。为使民意不受误导或煽动,引导民意理性以对待裁判结果和尊重司法,司法与媒体应各司其职并保持双向畅通。

  第一,司法要善于应用媒体。只要公开审判的案件,司法部门可以将审判的过程进行全面公开,主动地接受媒体的监督。同时建立司法部门的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并派专人负责,主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在涉及民意关心的案件时,可以简单、及时向媒体介绍案件的进展情况,积极回应媒体提问。

第二,媒体要客观传输民意。笔者认为,媒体应当先加强自律,保持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不对民众进行诱导和煽情,不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不擅自评论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做到合情合理的表达民意。特别是传媒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应当把握恰当的度,否则,媒体监督就可能演变成“媒体审判”。

结语

    在各阶层利益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社会转型期,建设法治中国,以公平正义助推中国梦,司法任重道远,承载着民众寄予的太多期望。实践证明,司法机关单枪匹马的努力远远不足以推进司法改革,构建更加独立和公正的司法需要更多强有力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内心共鸣和法治信仰。民意以朴素的正义观关注、实现个案的公正裁判,是监督司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民意与司法良性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法治进程。在正当化程序中运用法律逻辑对案件进行推理判断的司法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让民意通过正当的渠道进入司法,才能突显法律秩序的民主价值,共同向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的目标迈进。

编辑:范水沿    

文章出处:全市法院第20届学术讨论会参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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