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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行为的罪与刑辨析

发布时间:2012-08-01 11:31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一年来,社会各界对醉驾入罪与入刑的争议是从未间断过。在醉驾案件中,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有关规定,公安部、最高检察机关的态度比较一致,即严格执行法律,不管具体的醉驾情节如何,一律刑事立案并起诉,不存在选择性;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却认为,并非醉驾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如何处理要根据具体的情节。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具体醉驾案件的量刑开始大胆尝试,醉驾免刑案、缓刑案的出现,引发了具体量刑情节的质疑。

    一、醉驾入罪与入刑的辨析

近年来,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石家庄“李启铭案”等广受关注,醉驾的罪与刑的议论风声水起。《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危险驾驶罪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应运而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据公安部统计,《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查处酒后驾驶较上年同期下降45%,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同期下降22.3%,修正案实施效果明显,但是有关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醉驾入罪与不一定入罪的争议

    1.争议由来――高层的声音

    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称:并非醉酒驾驶机动车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此言一出,被媒体形象解读为“醉驾不一定入罪”,甚至认为最高法院为某些特权集体代言,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司法腐败,立即激起千层浪,招致铺天盖地的议论、批评甚至谩骂。

    针对这一观点,公安部表达了对待醉驾的鲜明态度,即只要属于醉驾,公安机关一律刑事立案。最高检察院也明确表示,对于检方来说,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对于醉驾情节轻微案件,仍会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及相关法律条款起诉,不会存在选择性。显然,在醉驾案件中,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公安部、最高检察机关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严格执行法律,不管具体的醉驾情节如何,一律刑事立案并起诉,不存在选择性。对于醉驾的法律规定,公、检、法形成了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观点与态度。

    2.争议升级――理论大讨论

“醉驾不一定入罪”,不仅引起了民众与舆论的一片质疑,理论界也展开了“醉驾入罪”与“醉驾不一定入罪”的大讨论,形成了两大派系。

    “醉驾不一定入罪”观点:醉驾具体的危险性,需要交由司法人员进行判定。实际生活中,有的人自己主动狂饮、事后又坚持自己开车,有的是在他人力劝下醉酒、事后因故未找到代驾而驾车,有的人是在车流密集的繁华地段醉驾,有的是在人车已经稀少的深夜醉驾等,如果交警一测,酒精含量超标,就认为是犯罪,未免太简单化。

    “醉驾入罪”观点:刑法修正案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是“绝对确定性”的,即凡醉酒状态的人驾驶机动车,不管有无事实后果,不问情节,都必须按刑法的规定论处。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认为:醉驾属于抽象危险犯,主要存在这种危险就行,不需要司法人员对这种危险进行判断;如果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本罪不可能成立,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张教授的解释在刑法学理论界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

    3.醉驾不一定入罪的辨析

    综合各家观点,对“醉驾不一定入罪”观点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理由:(1)与危险驾驶罪的规范构造不符。《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未规定明确的情节,“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显然,在刑法条文之外另行考虑醉酒驾驶行为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并以此决定醉驾行为的罪与非罪,并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规范构造。(2)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本意不符。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没有情节严重等限制性表述。立法 时有委员提出,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可能涉及面过宽,建议增加“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醉驾不一定入罪”观点,在醉驾行为罪与非罪的判定上加入情节和社会危害的考量,显然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本意相冲突。(3)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符。尽管司法官员在会议上的发言并不直接等同于司法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地方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引导、指导效应。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之入罪是否需要考虑情节、危害的解释,应当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合法主体,最高法院要获得授权,才有权对醉驾能否一律入罪做出解释。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

    首先,“情节轻微的醉驾不入罪”体现了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其他法律的关系,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条款的规定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分则的各个具体罪名,因而“情节轻微的醉驾不入罪”是合法、合理的,反映了中国法律体系的特色。

    其次,最高法院对审判中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解释,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员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检察院进行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更何况,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会议上的发言并不等同于司法解释,不存在法律解释的主体不符之说。

    再次,最高法院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司法解释权,并不妨碍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权,司法机关的解释必须服从立法机关的解释。不过,即使立法机关将来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做出了解释,司法机关仍然可以对其立法解释进行相关的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并无消灭司法机关解释权之功效,只要司法机关对法律进行适用,就有权对其进行相关的解释。若取消司法机关的解释权将造成实践中千姿百态的案例无法与法律规定一一对应起来,亦将造成司法不能之困境。

    最后,醉驾本身的情形是复杂的,不正视其中的差别,简单地搞“一视同仁”而一律入罪,明显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惩罚较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刑事司法方针。

    (二)醉驾入刑与不入刑的实践与争议

    就在“醉驾是否入罪”引发争议的同时,法院对相关案件审理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却又引来了一场关于醉驾入刑与不入刑的争论。

    1.审判实践

全国首例醉驾入刑判决出现在河南平顶山市,全国最具影响的案件是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醉驾案。2011年5月,高晓松醉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四车追尾、三人受伤。经鉴定,高晓松血液酒精含量为243.04mg/100ml。随后,高晓松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吊销驾照,5年内不能再驾车。该案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高晓松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庭审理后当庭宣判,高晓松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

    2011年6月,新疆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克拉玛依醉驾第一案”审理终结。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酒后驾车是在夜深人静道路上行人较少之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被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法庭审理认定此案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照《刑法》第133条、第37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免于刑事处罚。

    同一时期,广州越秀区法院在两名市人大代表的见证下对周某醉驾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醉酒驾车,静脉血酒精含量为129.8mg/100ml,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1500元。法官对判处缓刑作了说明,周某酒精含量超标较低,查获时神志较为清醒,能积极配合警察接受各项检查,也未发生任何事故,案发前无任何犯罪及交通违法记录,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已受到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行政处罚,对其宣告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越秀区法院称,对周某做出缓刑判决,是醉驾入刑以来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做出的人性化判决。

    2.引发争议

    在全国首例醉驾免刑案宣判后,有学者撰文直言“首例醉驾免刑是值得解剖的麻雀”:在醉驾“一律入刑”的情况下仅判处1至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本就包含了情节重轻、危害大小的考量,若再加上“入罪但不入刑”、“既不入刑也不入罪”,那么就更复杂甚至无法裁量和操作。而上文所述的广州越秀区醉驾缓刑尝试后,全国各地法院宣判了多起醉驾缓刑案件,不断有民众及评论家开始热议“醉驾情节轻微的帽子该如何戴”。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及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二、醉驾行为的域外法律规制

由于醉酒驾驶的严重社会危险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将醉驾纳入了刑事处罚的范围,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醉驾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一)英美法系国家对醉驾的法律规制

    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犯罪》没有笼统地将醉酒驾车行为设定为一个罪名,对于如何处罚醉酒驾车者,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法》规定三种情况:一是在由于酗酒或者吸毒不适宜开车时驾驶或企图驾驶机动车辆罪的,判决3个月以下监禁或2500英镑以下罚金,或者两者并用,是否吊销驾驶执照由法官决定;二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预定标准驾驶罪,处2年以下监禁,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得少于2年;三是上述状态下疏忽驾驶致死罪,可处10年监禁,虽然这对于杀人罪来说不是很高的刑罚,可是对于疏忽驾驶罪或其他酒后驾驶罪来说,刑期要高很多。

    在美国,不满21岁的人开车时血液里只要有酒精就是违法,21岁以上的酒后驾车者如经查实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1%,则将对之以醉酒驾车论处,首次醉酒驾车处以6个月监禁或处以250――400美元罚款,若酒后驾车被吊销执照后仍继续驾车,处以一年监禁或500美元罚款。部分地方州县规定更为严厉,有的州甚至以“蓄意谋杀”对醉酒驾车行为定罪。

    加拿大将醉酒驾车行为规定为无能驾驶罪,该罪是指驾驶机动车辆、或帮助驾驶车辆的人,无论他们的车辆是否处于发动中,对于已经因酗酒损害其驾驶能力,及因饮酒过度致使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其驾驶行为均构成犯罪,醉驾伤人致死的最高刑罚曾为入狱14年,致人伤残为入狱6年,但现已分别提升为无期徒刑和10年监禁。

    (二)大陆法系国家对醉驾的法律规制

德国是对醉酒或饮酒驾车规制较为完善,其刑法典中涉及醉、饮酒的犯罪有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罪、酒后驾驶罪等,其中第316条规定:对于因饮用酒或其他麻醉品导致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工具的,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如其行为未依第315条a或者c处罚,则对行为人处一年以下徒刑,或处以罚金。

    随着汽车产业的发达,日本社会认为有必要严惩“飘车”和“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安抚被害人的感情。2001年,日本修改《刑法》,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作为第205条第2款:“在受酒精或者药物的影响下难以正常驾驶时,驾驶四轮以上汽车,因而致人伤害的,处巧年以下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具有控制行驶的技能或者以难以控制的高速度驾驶四轮以上汽车,因而致人死伤的,亦同。

   (三)小结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对酒后驾车行为进行相当严厉的处罚,但都严格区分了醉酒的醉态,并不对所有醉驾行为给予刑罚处罚,如英美法系国家仅对自愿使自己陷入醉态而驾车的行为处罚而非自愿陷入醉态则免责,大陆法系国家仅对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醉酒状态的人才处之以刑罚。

    三、对我国醉驾行为的罪与刑规制之反思

    (一)严格区分罪与非罪之界限

犯罪情节和危害程度是区别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就醉酒驾驶而言,也存在一个罪与非罪的问题,醉酒驾驶应当按照具体行为和当时情况具体分析对待。笔者认为,若行为人认罪态度好且存在以下情形可不按照犯罪处理:1、醉酒程度较轻,行为人一人驾驶车辆在空阔地带或无人区行驶,客观上不会危害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且及时终止驾驶行为的;2、行为人为了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需要,虽然饮酒但不得不驾驶车辆的,如送伤者去医院、为危急病人送医送药等紧急情况。

    (二)细致界定具体的量刑情节

    如何有效地实现危险驾驶罪之立法目的,但又不会因为刑罚过于严苛而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笔者以为,应从醉驾者被查获时的精神状态、认罪态度、社会影响、行为危害性四方面探讨对量刑的影响。

    1.被查获时精神状态不同,量刑时应有所差异

醉酒学名叫酒精中毒,是指一次饮用大量的酒类饮料(含乙醇)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先兴奋后抑制作用的现象,重度中毒可使呼吸、心跳抑制而死亡。酒精中毒是由遗传、身体状况、心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就个体而言差异较大。

    我国“醉驾”标准是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100毫升,是一个一刀切的数字。刑法不可能因个体酒量大小而制定不同犯罪标准,但在量刑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样的酒精含量,不同人的行为表现可能差异很大:酒量小的,可能无法正确判断周围事物,“醉驾”危害自然要大;酒量大的,仍然可能做到比较平稳,有一定的应变能力,“醉驾”危害自然要小。所以,同样是超过“醉驾”标准,根据其被查获时精神状态不同,量刑时应当考虑有所区别,机械地仅以血液中酒精的含量高低作为唯一的量刑标准,显然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2.到案后认罪态度好坏,量刑时应当体现宽严

被查获后即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配合酒精检测等,具有真诚的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对于有“醉驾”前科的,即使认罪态度好,比照初犯也应从重处罚。对于拒不认罪,不配合交警执法,拒绝酒精检测甚至有逃避行为的,应从重处罚。

    3.社会影响的好坏,量刑时应当体现轻重

有的“醉驾”者被查获后气焰嚣张,或者辱骂、推搡执法人员,或撕毁、打砸执法工具,造成群众围观甚至交通阻塞,影响较坏。对这种“醉驾”者,应从重处罚。反之,则可以从轻处罚。

    4.行为危害性的大小,决定着量刑的高低

    “醉驾”者在人群和车辆密集的路段行驶,或者驾驭营运车辆的,或与行人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应从重处罚。仅“醉驾”未造成其他后果的,可以从轻处罚。具体量刑上,可以拘役三个月作为基准刑,免于拘役一至二个月则属于较轻处罚,三至四个月则为较重处罚,拘役六个月为最重的处罚。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对其宣告缓刑。对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则应当宣告缓刑。法院在判决醉驾案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应做出缓刑的判决。

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醉驾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也可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三)正确处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关系

    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可见该法对酒后驾车区分为饮酒驾驶与醉酒驾驶,并规定行为的不同性质和后果,前者是行政违法行为,要接受行政处罚;后者则是犯罪行为,需要按照刑法的规定给予刑事处罚。

    “醉驾”行为同时受行政处罚的罚款或拘留制裁,还有刑罚的罚金与拘役处罚。那么,行为人受到行政处罚,是否会影响到之后的刑事责任追究呢?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出现竞合情况,两种责任是可以同时追究的。对于同一违法行为,法律规定是可以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对饮酒驾驶等交通违规行为,也会出现两种处罚方式同时发生的情况,行政机关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给予不同的行政处罚,醉酒驾驶罪也规定了拘役和罚金刑,如果行为人已受行政处罚,进入了追究刑事责任程序时,当然不能直接免于处罚,但是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8条规定,在刑事处罚量刑时需要考虑到之前已经承担的行政处罚,来做出适当的量刑决定。

    总之,我们要更加注重以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共同治理的方式来打击醉驾行为,在出现行政规制与刑事规制冲突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不能僭越各自的界限,要相互配合、协调,有效地整治醉驾行为。                  

编辑:范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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