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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民事诉讼法举证时限制度

发布时间:2011-08-17 15:40

 

浅议民事诉讼法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完善的证据制度是实现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保障。其中的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直接关系到证据的效力问题而备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配套制度不足而亟待加以完善。本文从概述举证时限制度到对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的认识,通过理论、实践和比较借鉴三种途径对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加以完善,设计了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系列具体制度,充分发挥举证时限的作用。

一、举证时限的概述

(一)举证时限的定义

诉讼靠证据说话,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事人、律师、法官的一切诉讼行为都是围绕证据而为之,故曰证据是诉讼的“无冕之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举证时限直接关系证据的效力,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事诉讼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在确定的期间内提供证据,逾期举证,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举证时限蕴含四部分内容:举证期限的确定、证据失权的后果、证据交换程序和举证时限的限制。举证期限是时间段的概念,针对的是当事人应当提交证据的时间长短。举证时限的核心即在于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即证据失权。证据交换程序是审判人员在当事人双方间组织的证据提交、互换、固定的诉讼程序,也是推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必然结果。举证时限的限制是举证时限的例外规定,是对“新的证据”的认定。这四个内容是有机组合,不可分割。

(二)我国的举证时限的历史发展及立法现状。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规定举证时限,而举证时限也不是学者们一开始就统一认可并予以适用的称呼,过去有“举证时限”、“举证期限”、“提供证据的期限”、“证据失权(效)期限”等称呼,200112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采用了举证时限的称谓,就从法律上作了统一。

我国在《证据规定》出台以前,长期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这并没有作时间上对证据提出作出严格限制。这种做法是追求实体公正的最高目标,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渐渐地显露出不少弊端,一是法庭难以组织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当事人往往到了二审、再审还有证据提出,进行突击或防御,违背了诉讼公正性;三是当事人拖延举证时限,严重影响诉讼效率;四是翻案不断,致使程序倒流,破坏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及民事判决既判力。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和诉讼理念的不断发展,诉讼效率和诉讼公平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消除反复提交证据、故意拖延提交证据等消极举证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汲取了英美法举证制度的精华成分,采纳了举证过程集中而又时间限制的举证适时提出主义。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在诉讼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举证时限制度。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这被我国学者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证据规定》第33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也说明举证时限制度已经被我国司法实践认可。《证据规定》第4146条确立了我国的特有的“新的证据”规则,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随着举证时限制度的适用,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带来的证据失权过于严格,与发现客观真实的诉讼本质距离过大,严重影响了实体公正的时限进而普遍要求对现有的证据失权加以修正。《证据规定》是我国确立举证时限的第一次尝试,规则本身的法律支撑还不完备,同时要受制我国的司法环境和社会认同程度。其中有关举证时限的一些规定过于原则,加之在适用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实践中的矛盾和争论比较突出。2008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举证时限通知》)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修正了过于苛严的举证时限的规定,一方面提出来理解和适用举证时限的基本思路,重新认识举证时限制度客体的基础事实和特定事实的不同层次。即不少于30日的期限,适用于当事人提供支持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证据,而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院仍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指定期限,适用于就某一特定事实或者特定证据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形;另一方面提出了认定“新的证据”的指导性标准,即结合举证期限内是否已经客观存在和逾期提交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客观因素作为认定新的证据时的参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民法院在新的证据认定上的随意性,为人民法院在认定新的证据的过程中提供裁量的尺度。      

()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司法程序改革的过程中,通过研究比较两大法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举证时限制度的发展历程、制度差异,规范内容,对不断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有着借鉴参考的意义。在国外立法中并无举证时限的概念,与举证时限比较近似的两个概念应当是失权制度和审前准备程序的期间。

1.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失权制度比较严格,新的证据很少被允许采纳。美国是证据失权制度的典范,其法官可以在审前会议审议的事项中确定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合理时间限制,并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命令双方当事人应就其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要的证据开列证据目录。在法庭审理中,当事人不能提出审前命令中没有的证据和事实,既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而且这种证据失权的效力及于上诉审程序。虽然美国的失权制度比较严苛,但并没有放弃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其具有的完备的审前准备程序,及庞大而高素质的律师群体,充分保证了证据失权制度的推行,而且其立法也明确规定,在有明显不公平的时候,可以接纳新的证据。

2.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的证据失权制度较为严苛,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第1款规定,“已逾法定期间而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时,只有在法院依其自由心证认为准许提出不会延迟诉讼的终结或当事人就逾期无过失时,才能准许。”第4款:“法院应要求当事人就其无过失加以释明。”德国一审证据失权的效力持续至上级审。德国不考虑实体公平问题,只考虑是否迟延诉讼或者当事人有无过失,因此德国的失权制度似乎比美国更苛严,但司法实践中,德国对适用失权制度是非常慎重的,许多拒绝接受迟延证据的裁判被上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废弃。

3.日本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失权,只规定对于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提出的延误时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法院认为其目的是使诉讼终结迟延时,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裁定驳回。即在日本逾期证据并不会失权,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要求,提出方当事人负有向对方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提出的理由的义务。至于法官是否采纳,则在听取当事人的说明后,依自由心证决定。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时限制度各有特色,但总体上看,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存在,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对证据失权制度的适用还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大陆法系国家是否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很大程度上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加以裁量,英美法系国家虽然证据失去制度比较严格,但其完备的诉前准备程序及司法环境,致使其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得以推行。因此我国在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时要根据国情,认真分析,制定具有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相关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平衡。

二、对现行法律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的几点认识。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防止当事人会利用突袭证据令对方当事人触不及防,保证其公平对抗,平等的诉讼机会,还确定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其次,正如古老的谚语说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我们在诉讼中追求实体结果正义公正的同时要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举证时限制度规定了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限内,集中的提供证据,这避免了因当事人反复提出新证据而多次重复开庭,大大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另外,通过当事人自愿或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流、知晓、质证,有利于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梳理和诉讼争议的焦点问题的固定和明确,使后续的审判程序得以顺利进行,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最后,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是使得在某个审级中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二是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推翻,从而保障法院裁判的效力固定化,保证程序安定,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虽然《证据规定》和《举证时限通知》对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备,但对当事人实体权利有直接且重大的影响,适用时应坚持不断发展的观点以及十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在整体理解举证时限制度,需要明白以下几点:

 ()举证时限制度并非是立法创新,仍是在民事诉讼法现有框架内的司法解释。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问题,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举证时限。现有《民事诉讼法》在第75条第1款规定,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期间,也就是说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有权指定期间,其效力等同于法定期间。《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6条虽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间的法律后果,但已隐含了举证时限的意思。《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尽管该部法律适用范围有限,但已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对举证时限的支持态度。因此,《证据规定》是在民事诉讼法现有框架内进一步解释了人民法院的指定期间及其法律后果,并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和第179条“新的证据”具体内容的解释,保障了举证限时的效果,从而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进我国举证立法模式和司法观念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转变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二)证据交换是举证时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前诉讼程序的核心内容。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据交换采取方式,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采取将原告的证据材料和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寄给被告,而被告一般也都是在法庭调查阶段提交证据,其实严格来讲这并不是证据交换,不是证据传递。证据交换原是对证据种类、数量等基本情况加以整理,在于将关于证据三性的初步意见在双方间交流,来固定诉请、固定争点、固定证据,不可能以简单证据传递取代。当然,笔者认为对于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小,可以不需要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证据传递亦不需当事人到庭,避免了讼累。

《证据规定》第38条第2款规定,证据交换之日即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经法庭准许延期举证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在实践经常出现证据交换之日与事先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不一致,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使当事人能够获得《证据规定》规定的30天期限,法院应以时间在后为举证期限届满,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法院多次组织证据交换,交换证据之日也应为最后一次证据交换日,即当第一次交换日来临时,对方有新的反驳证据需要提交时,法官可指定再次交换的时间,并以最后一证据交换之日作为举证期间的届满日。

(三)证据失权不等同举证不能而败诉,且证据失权不等于主张失权。

证据失权指向的对象是当事人所享有的证据提出权,这一权利的丧失直接严重影响法律后果,对于法院来讲,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是不具有证据资格,依法不组织质证,即无需进行证据“三性”的调查,而非“不予采纳”。对当事人而言,将对自己主张失去了事实支持,因为事实是由证据来证明的,而这些证据材料无法提出,其主张也就无法成立,一旦这些主张与结果责任相关联,那将是举证不能而败诉。但证据失权不等同举证不能而败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如果对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证据失权只是让对方在证明力上占有优势而已,法官仍须依据证明标准判对方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主张,若对方证据不充分,败诉的仍可能是对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举证时限制度只针对证据的提出设置了时间限制,而对主张的提出无时限规定,加上法律未确定强制答辩制度,因此被告可以在庭审中再提出答辩主张,即便事先进行过答辩,庭审时也可以提出新的主张,在这里证据可能会失权,但不会发生主张失权。例如,在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作为投保人起诉保险公司,举证期限届满前原告提交了其已交付保险款,并有被告的工作人员签字的收条,在庭审中被告却突然提出该收条上的印签是假的,原告必须就此举证,此时法官就不应认为超过举证期限而适应证据失权规则。因为,证据是针对事实主张的,只有先有了事实主张,证据才有提出的必要。而且,当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主张是动摇原先的争点时,对另一方当事人适用超过举证期限而证据失权,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当然在出现新的主张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在“新的证据”中解决,将新的主张视为客观原因,相对方由此突出的反驳证据的作为新的证据,不属于证据失权范围。

()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新的证据。

原则上,超过举证期限才提出的证据,就会产生证据失权,甚至承担败诉结果的风险;但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除了《证据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对逾期提交的证明材料,法院应组织质证”的情形外,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或“视为新的证据”来挽回或者减小自己的损失,并由法院根据相关立法来判断其能否作为证据失权的例外而进入程序。新的证据是证据失权中最重要的例外形式,也是有效消减证据失权负面作用的最主要方式,可以说平衡程序正义与发现真实的紧张关系软化器。对于“新的证据”应当根据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以及逾期举证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客观结合标准予以把握。而对已“视为新的证据”应当明确是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

三、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及制度完善设想

事物都有两面性,举证时限制度亦不例外,一方面,它能够使当事人因担心、害怕失权而在举证时限内积极提交证据;另一方面,它也会由于把重要的证据排除在诉讼之外而对裁判的实体公正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例如基层法官提出,对于贫困而且没有文化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他们未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交证据,就判决其败诉,总觉得于心不忍,似乎有违司法公正;但若接受其迟延提交的证据,又违反了《证据规定》,有可能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又例如原告在一审或二审诉讼中因证据未及时提交而预见到有败诉的风险时,原告撤诉后,重新组织证据材料再次提起诉讼,这种行为算不算规避《证据规定》中有关证据交换与举证期限的规定?原告在第一次起诉时未提交的证据是否彻底失权?我国法律对此问题都没详细的规定。再者失权制度使得逾期证据是否具有免责事由成为诉讼中需要证明的事项,这也无疑使诉讼进程延缓。但是,如果设计合理,举证时限本身应当是一项有助于提高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问题主要是处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因此必须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举证时限相适应的制度。

(一)完善审前准备程序的相关制度。

审前准备程序一直以来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讨论的重点,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相当不完善,因此必须要完善诉前准备程序的相关制度:一是建立当事人互动式的诉答程序,通过诉答程序固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诉讼争点基本明确,为审前准备工作提供基本信息。二是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诉讼中的关键证据常为对抗的当事人所掌控,或在对抗当事人所控制的诉讼外第三人手中,由于处于利益的对抗性或其他原因,这些证据尤其是对对方不利的证据乙方当事人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取得,而通过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可以促使当事人之间收集证据和交换证据实现争点整理,明确当事人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保证举证时限制度得以实施。虽然《证据规定》规定的证据交换制度,只是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证据的方式和程序,我国应当赋予证据交换制度以强制力,使其固定成为一项调查收集证据的制度,再明确证据交换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内容、方法、和证据提供的时限。

(二)完善证据的调查收集制度。

第一,合理适用法院调查举证权。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在我国是必要存在的,首先是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能力参差不齐,聘请专业律师进行诉讼的比例较低,其次发现真实原则也要求法院必须具有一定的职权查证权。正如高特沃德教授所言:“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有证据制度的一个最起点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社会主义法系,都是在于发现真实,针对真想来判决案件,去解决争端,这在各个法律体系中都是一样的。”因此,法院要查明当事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

第二,保障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调查令制度有利于补强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使当事人之间的攻防趋于平衡,同时有利于促进被调查人及时提供证据,这样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证据失权制度与新的证据之间的冲突。2000年,上海地区法院从试点到全面推广此项制度,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调查令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尚属空白,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构建,明确调查令的法律地位,优化调查令制度的具体程序规则,保障调查令制度运行的配套机制。

(三)明确法官的释明义务。

法官把对案件事实的心证结论公开,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充分举证,穷尽证据资源,从而也有利于使法院事实认定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观真实。法官如不予明确说明,而以举证不充分判其败诉,不但是对自身释明义务的违背,而且容易产生裁判不公的结果。实践中,由于心证未向当事人公开,当事人未将全部有利于己方的证据提交出来的情形较为常见。例如,在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购买方认为房屋质量存在缺陷,把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照片作为证据提交,法官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房屋质量存在缺陷,但未将这一心证结论告知购买方,而购买方误以为其提交的证据已经推定房屋质量存在缺陷,结果购买方因此败诉。如果法官将心证结果公开,则后者还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及让相关的知情人到法庭作证。在目前我国诉讼当事人法律水平不高,举证能力不强,律师职业尚不发达的国情下,充分发挥法官释明作用对于正确、合理适用举证时限制度意义尤为重要。在举证过程中,法官应针对不同诉讼能力的当事人进行必要的、适宜的诉讼指导,告知其举证的责任、范围、方法、期限以及后果等诉讼权利义务,使当事人对其行为性质及行为后果有明确的知晓和预期,尽力避免本来能够胜诉的当事人因诉讼知识或技巧的欠缺而败诉,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上的司法公正。

结语:综观美、德、日三国较成熟的立法例,不难发现良好的司法运行环境、配套的制度设计是举证时限制度得以发挥效用的外界保证。因此,我国完善举证时限制度之路,也须始于大众的法律意识的提高、诉讼观念的更新、配套制度的设置等方面。在面对着新时期新问题,法官应当具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娴熟的司法能力和精湛的法律素养,使每一司法个案的解决,即符合法律精神又体现和谐社会的社情民意。

 

编辑:范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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