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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吴英案中的应然选择

发布时间:2013-01-18 11:34

  【摘要】  最近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在民商事领域中,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通过确保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司法人有限责任带来的弊端。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运用标准进行了探索,我国公司法也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该制度的适用,但就其本质精神来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应仅局限于民商事领城,将其应用于法人犯罪领域具有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通过借鉴其在公司法中的适用条件,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法人犯罪领域有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法理基础为(1)公司人格的二元构造论。(2)追究幕后操纵者的理论基础─间接正犯理论。(3)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法人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刑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为法人人格否认在法人犯罪中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法人单位刑法上的人格是建立在其民商法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特定情形的范围限定,可从以下途径进行考察。从民商法角度而言,借助于对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要件的理解,可以认为它是指单位的法人格被滥用或形骸化,就单位刑事责任能力角度分析,它是指单位缺乏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但不包括单位主体缺乏合法性的情形,诸如以实施犯罪为目的或主要目的、虚假出资成立单位以及空壳单位等,否则有违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法人犯罪中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范围在于: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法人格被滥用时实施的犯罪;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法人格形骸化时实施的犯罪;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资本显著不足时实施的犯罪;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法人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

  【关键词】吴英案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法人犯罪 法人格形骸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浙江东阳“吴英案”件成为一个法治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普通民众从最朴素的“借钱还钱,杀人偿命”的理念出生,无法理解钱借多了还不出竟然也要以命相抵。民营企业家们关注的是,这一案件产生的影响不在于判了个死刑,而于民间渠道的融资将更加困难,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就已经十分困难的融资途径将进一步缩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生路还有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因为金融的国家垄断而产生的“吴英案”和死刑判决,国家金融的垄断还将持续多久,金融领域向私有企业的开放还将延后多少时间。法学家们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吴英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是否构成法人犯罪,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各种人群的关注点不同,足以说明“吴英案”的判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我们看不到该案件的全部材料,无法判断“吴英案”的判决是否正确,但这一案件至少给我们提出了公司法人否认制度应延伸至法人犯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法人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如何认定界限的问题。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概述

  2006年新修订《公司法》中一大亮点是借鉴并引入国外公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有关公司和企业的主体资格的适格问题,但是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当前刑事犯罪领域中以公司面目出现的犯罪越来越多,特别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可以说当前绝大多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都伴随着公司的身影。司法实践中,以公司名义实施的犯罪究竟应定性为法人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常常成为一个疑难、争议问题。由于争议的存在,使得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可避免地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法人犯罪产生关联。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内涵

  所谓公司法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在英国又称“揭开公司的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在美国称“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 ),在德国称为“直索责任”,在日本称为“透视理论”。尽管其具体称谓不同,但内在精神基本一致, 均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即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即在具体个案中责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防止有限责任的异化,实现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平衡。这一制度认为:公司作为法人必须以其全部的资产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公司的独立人格如同一层面纱,把股东和债权人隔离开来,可是,一旦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就去揭开这层面纱,由隐藏在公司背后的股东向债权人直接承担无限责任。(10)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本质上看是对公司有限责任或独立人格的否认,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否认,补救公司有限责任的固有弊端,让那些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规避法律,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目标。其适用的结果不外乎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或而言之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他的适用并没有否定或削弱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反而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补充。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表明:法律既应当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在确保他们对公司债务不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大胆地对公司进行一定的资金的投入,又不能容忍股东利用公司从事不正当活动,谋取法外利益。 

  由此可见,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基本内涵既在于:“法人制度者,原为顺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大众的便利和公共利益而处置;如果法人的设立是为了不法的目的或设立法人有违犯社会的倾向或者其他为公共利益所不允许的情况,国家自然有权将法人人格剥夺而否认法人的存在。”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特定事实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以公司背后的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有效地防止了不法分子利用公司的合法形式和有限责任逃避本应承担的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从而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法人犯罪中适用的理论基础

  1.法理基础

  源于民商法理论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进入我国刑法研究视域始于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通过《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后不久。据其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刑法理论界有人认为“该《解释》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随着单位犯罪理论研究的深入,有人认为,“这种观点表现出刑法工作者对公司人格否定法理的认识较为粗浅” 。观点的不同甚至对立,反映了刑法理论界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内涵及其在刑事领域当中适用的认识混乱。

  公司制度的确立是以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格为前提的,但公司因特定事由存在致使其人格被滥用或形骸化时,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已不复存在,为救济失衡的利益,实现公司制度的公平和正义,因而需要暂时否定公司法人人格,转而追究隐藏其后股东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解释》的规定,刑法上单位犯罪制度的建构也是以承认单位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为前提的,当出现特定事由时,同样需要否认单位法人人格,直接追究其幕后操纵者的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下追究法律责任路径的一致性表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虽然是从民商法理论与制度演进发展而来的,但同样可被刑法吸纳,予以规制法人犯罪,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在于:

  (1)公司人格的二元构造论

  公司 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前提和基础是其必须具有公司法上的人格,这是成立单位犯罪的应有之义。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公司要取得独立、有效的法人资格,必须满足相应的法定条件,即设立的程序要件齐全完备,实质要件合法有效;易言之,公司设立必须无瑕疵。对于公司而言,取得公司法上的人格仅仅为其构成单位犯罪主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使得该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同时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即独立的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因而对公司的刑事责任能力考察应当落脚于其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有无的两个方面。多数情况下,依法成立的公司,其公司法上的人格与刑法上的人格是同一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两者又是相分离的。如公司有效成立后某一特定时期与其股东的财产、业务混同,子公司有效成立后某一时期被其母公司操纵依其指令行事等,由于公司缺乏犯罪整体意志的形成能力和控制能力,因而不具有刑法上的人格,不能构成单位犯罪主体,但此时公司法上的人格仍然存在。对此情形,应当否认公司在刑法上的法人犯罪主体的人格,转而追究其幕后操纵者的刑事责任。

  (2)追究幕后操纵者的理论基础─间接正犯理论

  公司背后的操纵者并没有直接实施犯罪,令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何在?由于直接实施犯罪的公司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因而幕后操纵者的操纵行为相当于刑法理论中的间接正犯。所谓间接正犯是指本身不直接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通过因具有一定情节而与之不构成特定行为的共同犯罪关系的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 。在间接正犯中,直接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者不具有刑事主体资格,其行为被视为幕后操纵者的行为,由幕后操纵者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同理,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直接实施犯罪的公司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在其丧失对自身行为能力控制的情形下,公司实际上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公司背后的操纵者相当于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公司实施犯罪,因而公司的行为将被视为幕后操纵者的行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当属于刑事法领域中的间接正犯。如果幕后操纵者是自然人,则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幕后操纵者是单位,则单位承担刑事责任。

  (3)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可适用于刑事领域

  如前所述,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是源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考虑,但并不能因此就仅将其局限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在于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进行欺诈、犯罪等有损于债权人或社会公众的利益的行为时,法律应当将公司法人的外壳剥离、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诚如1905年美国诉Milwaukee冷藏运输公司一案中法官所说:“……如果公司的法人人格被用以阻挠公共利益将错误正当化保护欺诈行为或者为罪行辩护,那么在法律上就应当将公司视为无单独权利能力的人合体。”。可见,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精神实质并未限制其适用于刑事犯罪领域。各国在民商事领域对该制度的谨慎适用的原因在手在私法领域中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当公司股东的行为侵害了某种法益、构成犯罪时,刑法的公法性质决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约束,追究该行为人个人的责任自应属设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题中之意。

  (4)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法人犯罪之间的联系

  首先,法人人格的存在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和法人犯罪存在的共同前提。法人格否认制度必须以已经取得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的存在为前提,否则股东利用公司法人这道“壁垒”从事损害债权人的行为就无从谈起。在单位犯罪中,单位具有法人资格是该罪成立的主体要件。其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单位犯罪中的延伸主要表现为:单位成员滥用单位法人人格进行犯罪时是否应穿越单位责任直接追究单位成员的责任,即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着“一套人马、两块(甚至更多)牌子”的关联单位(如:母子公司、姐妹公司、“糖葫芦”公司等等),这些单位在组织机构、事务管理,尤其是财务上完全混同,子公司等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充当了其单位成员(母公司或某股东)的一个工具和傀儡。此时,若这些内部力量左右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按照法人人格否认的原则,应当追究单位成员的责任。

  2.法律依据

  目前,在法人犯罪中出现法人人格滥用情形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条是我国在刑法领域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体现。对此,有学者提出如下质疑:《解释》的第2条实质上是对法人人格的消灭而不是否认,个人设立法人时的目的以及单位主要活动的性质,均与法人犯罪的成立条件无关,也与单位的人格存否无关。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为法人人格否认在法人犯罪中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原因在于:(1)上述规定在单位成员以单位作为“保护伞”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与公司法中股东借公司独立法人的“外衣”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刑事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规制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法人犯罪中的体现。(2)公司法中的“否认”只是对特定个案中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全面、彻底、永久的否认,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在。《解释》第2条的实质是在特定情况下穿越单位的法人责任,直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其并未使单位的法人人格消灭。此处应着重理解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不应对“否认”进行限制性的理解。(3)法人人格的独立、合法存在是法人犯罪的前提,否则就不会有滥用单位法人人格的情形。至于反对者偏重于考察行为人设立单位的目的等观点实属在法人犯罪中是否应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认定标准问题,不能得出“与单位的人格存否无关”的必然结论。

  三、当前民商事活动中滥用法人格的主要表现

  1.公司资本不实

  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司资本不实而导致的公司人格不健全的典型表现就是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实践中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公司的股东为规避经营风险或者受政策因素影响,虚假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行为人通过某些不法中介代理机构垫资注册成立公司,待验资完毕或公司成立之后将资金抽出归还,使企业成为空壳,也就是俗称的“皮包公司”、“空壳公司”。这种公司设立的目的往往大都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追求无本万利。一旦面临承担民事责任,除了一个公司的名称,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资产。

  2.公司与股东的人格混同

  所谓公司人格混同,一般是指公司的决策机构、资金、财务、人事、生产经营的某一方面或者几个方面出现了重叠,难以或者无法区分各自的独立性。其中常见的有俗称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公司人格混同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司的人格与自然人股东的人格混同;二是一个公司的人格与作为股东或者非股东的另一个公司的人格混同。人格混同的典型例子大都存在于以下两种属性的公司。

  (1)一人公司和夫妻公司

  当前经济活动中有相当多数量的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都是一人控制的个人独资企业或者是夫妻公司。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需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因此,许多投资人为规避无限责任带来的经营风险而不希望将开办的公司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对外承担有限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享有个人独资企业所享有的权利,可以随意、自由地控制、支配公司各项事务。所以,实践中许多出资人往往通过虚设股东或虚假出资的方式,成立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有限公司的资本实际均有某一经营者出资或者控制。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该出资人(或经营者)所操纵的工具,公司自身实际并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独立的法律人格,而完全由出资人操纵经营。

  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无限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夫妻、父子、亲朋好友共同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有限责任公司表面上是由二人以上共同出资,背后却是存在挂名或者虚设股东的现象,只有一个投资主体,是实质上的“一人公司”。这类公司打着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名义上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而当公司经营亏损时,则主张股东只负有限清偿责任,逃避债务的承担,将经营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无辜的债权人。

  (2)母子公司或关联公司

  实践中经常出现名义上是子公司或独立的公司法人,实际上属于母公司或某些专门投资公司的分支机构,相互之间具有控制与从属的关系;或者具有相互投资关系;或者具有特殊的合同关系;或者利益上具有共同的关系。有相当一些公司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或出于某种利益的需要(如为了享受进口免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往往设立子公司或出资成立控股公司、合资公司(如一些外贸公司)。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子公司或单独设立的合资公司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但事实上这些公司均由母公司或出资的公司所控制、掌握,其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均由母公司任免、调配,经营管理决策由母公司决定,子公司的经营所得由母公司占有、支配。而一旦子公司因经营不善或意外风险事件,出现巨额亏损或濒临破产时,母公司就会以子公司系独立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拒绝为其子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是采取架空母公司让母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母公司所得经营所得均转入子公司的方式,导致债权人无法从母公司处实现债权。上述情况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或称休眠公司)

  在我国目前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中,公司、企业因为没有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现象十分普遍。按有关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不得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组织清算,并经清算后注销企业。但实际上很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出于逃避债务和经营、清算成本的考虑,仍继续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这些公司中有很多处于亏损或者零资产、负资产状态,其经营活动往往给给债权人和市场交易带来巨大风险。

  以上仅仅是我国当前经济活动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滥用法人人格、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几种情形。不难发现这几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现代企业法人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达到规避风险、逃避债务或者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及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交往秩序,导致社会信用危机,使正常的交易活动无法得到保障。

  四、构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法人犯罪中的适用范围

  基于以上分析,在刑事领域,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内涵应被诠释为:犯罪的单位因特定情形的存在,应被暂时性地否定其刑法上的人格,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转由隐藏其后的支配股东、股东、关联公司及相关组织和有关人员包括组织体内的相关人员与单位内部的某些主管人员 对单位实施的犯罪直接承担刑事责任;但单位刑法上的人格并不因此个案而彻底丧失,也就是说,在其他情形当中,对实施犯罪的单位仍可以单位犯罪论。由于单位刑法上的人格是建立在其民商法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特定情形的范围限定,可从以下途径进行考察。从民商法角度而言,借助于对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要件的理解,可以认为它是指单位的法人格被滥用或形骸化,就单位刑事责任能力角度分析,它是指单位缺乏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但不包括单位主体缺乏合法性的情形,诸如以实施犯罪为目的或主要目的、虚假出资成立单位以及空壳单位等,否则有违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基本前提。根据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两罚制”的原则之规定,即对单位适用罚金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刑罚,单位是否具有必要的财产就直接关系到其能否真正承担刑事责任,而这通常也关系到单位尤其是公司、企业法人格的有无。从单位主体缺乏合法性的场合来看,单位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情形基本上能为前者所涵盖,因此,一般可将其排除在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范围之外。具体而言,法人犯罪中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范围在于:

  (一)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法人格被滥用时实施的犯罪

  在民商法理论中,人格滥用一般是指支配股东为达不法目的,恶意利用公司法人格,以规避法律义务或者逃避契约义务的行为。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形通常表现为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特定主体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人格,人为地改变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真正目的,使强制性法律规范本来目的落空。利用公司法人格逃避契约义务的情形则主要表现为负有契约上不作为义务的当事人,为逃避该义务而新设公司或利用既存公司掩盖其真实行为;负有交易上巨额债务的支配股东,往往通过抽逃资金、宣告公司破产等方式另设新的公司,以达到逃避既存公司之巨额债务之不正当目的;利用公司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等 根据以上理解,单位犯罪中,单位人格的滥用应被理解为支配股东或主要出资人为达到其犯罪目的,故意利用公司、企业人格实施隐匿、转移资产、抽逃资金和欺诈交易相对人等犯罪行为,以及相关组织和组织体内的有关人员利用行政命令等方式过度操纵具有隶属关系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使后者按照其意志实施犯罪等行为。实践当中,因人格被滥用需要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否认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情形主要包括支配股东或主要出资人恶意操纵公司、企业实施逃废债务、虚假破产等犯罪,国有独资公司在主管行政部门的操纵下实施的犯罪,管理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指令被管理的单位实施的犯罪以及单位内部某些主管人员为谋取个人利益操纵单位实施的犯罪等。

  (二)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法人格形骸化时实施的犯罪

  学术界一般认为人格形骸化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使公司成为股东或另一公司的另一个自我,或成为其代理机构或工具,形成公司即股东、股东即公司的情形,表现为公司与股东或他公司之间财产、业务和组织上的混同。从实践中看,财产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营业场所不分、资本或财产混合不清、账簿不分或合二为一以及公司与股东或他公司利益的一体化等;业务混同则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或他公司之间从事相同的业务,或不同公司受同一股东或董事会支配以及资金在不同公司之间随意流动等;组织混同可理解为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相互兼任、公司与股东或不同公司的董事或经理的完全一致等 。基于单位犯罪的特性以及刑事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在单位犯罪中,人格形骸化应当被理解为公司、企业与股东或主要出资人之间财产混同、公司、企业与股东或主要出资人之间董事或主要负责人的完全一致等情形。当单位具有以上人格形骸化的情形时,可以认为公司、企业此时的犯罪整体意志的形成和控制能力已完全丧失。从实践中看,因人格形骸化需要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否认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情形多发生在一人公司、子公司以及上述企业实施的犯罪当中。

  (三) 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单位在其资本显著不足时实施的犯罪。

  在公司的场合下,单位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较为严重。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法定资本制,即公司在设立时,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司制度还不健全,许多股东通过虚报注册资本或虚假出资取得了公司登记,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即抽逃出资而形成空壳公司。那么,在空壳公司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否认其独立人格的存在,而直接追究股东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现行刑法对犯罪单位规定的刑罚只有一种,即罚金刑。单位资本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就空壳公司而言,其资本显著不足,根本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对其适用刑罚毫无意义。再者,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表明公司股东缺乏合法经营的诚意,而具有逃避责任的故意。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看,均应追究股东而不是公司的刑事责任。随着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承认,唯一股东拥有绝对的权力,更容易抽逃出资而形成空壳公司。对此,我们仍应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

  (四)取得合法独立人格的法人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

  单位成立的目的本在于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单位只有运用于合法目的,才能被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如果行为人设立单位仅仅是为了利用单位的独立人格实施犯罪,或者单位在合法成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那么,就应否认单位独立人格的存在,而直接追究单位背后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在这一场合,单位背离了其存在的宗旨,事实上已沦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工具,无论从犯罪的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界定,均应追究行为人而不是单位的刑事责任。以一人公司为例,如果股东设立公司仅仅是为了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实施犯罪,或者在公司成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那么,就应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而直接追究股东的刑事责任,因为,此时的公司仅是股东手中的犯罪工具而已。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民商事领域的出现原本是作为制定法的必要补充来救济失衡的公司利益,从而恢复公司法律制度正义的。因此,只有当制定法对特定情形无明文规定时,该法理方可适用,否则极易导致人们滥用这一法理,破坏已经确立的公司法律制度,使其限于非正义的泥沼之中。同理,在单位犯罪中,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即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对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的,不得对其加以适用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社会生活的纷繁芜杂决定了犯罪的千变万化。对于实践中可能出现单位成立后既从事合法经营活动,又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难以判明何者为主的情形,是否存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可能是需要进行考量的。在我们看来,应当从两者的时间跨度、数量关系比值,并且结合犯罪活动的影响与结果等角度来加以考察。同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相比,若单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间包括连续和累加时间较长、次数较多,犯罪后果较为严重的,则表明单位已经丧失了民商法意义上的法人格,自然也就不存在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余地,反之,则有可能。

  五、余论

  评议热点案件,事实问题往往是个软肋。不过,尽管未能旁听庭审,也未能翻阅案卷,但综合各种信息来源,笔者对以下事实业以形成“内心确信”:一个盲目自信的经营者,为了实施一种所谓的“链式”经营模式而高息拆借巨资,负债经营,最终雪球越滚越大,乃于崩盘,这种因盲目扩张而失败的商业案例,绝不能与庞氏骗局相提并论。庞氏骗局有两大特征:其一是“拆东墙补西墙”,即用后期投资者的资金作为盈利支付给前期投资者。本案中吴英也是用后来筹集的资金支付先前借款本息的手法(并非全部),但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资本运作方式,并不意味着本身就违法;其二是“空手套白狼”,即所谓的投资项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或者只是个障眼物,这才是决定行为违法的关键,而吴英的实业公司、投资项目都是真实存在,尽管公司是负债运营,项目也未必盈利。可见,吴英即非李嘉诚,也非麦道夫,而只是一个因盲目投资而债台高筑、经营失败的普通创业者罢了。

编辑:范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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