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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的困境和完善——以C市自然之友、绿发会诉常隆、常宇等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N市检察院诉连某破坏生态公益林案为分析对象

发布时间:2020-03-09 11:37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的困境和完善

——以C市自然之友、绿发会诉常隆、常宇等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

N市检察院诉连某破坏生态公益林案为分析对象

  

陈凯龄、郑蓉

  

    论文提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公众的认可和关注。2012年,通过修改民诉法第55条,首次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1)。此后,经过反复讨论,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为契机,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同年,通过对环保法第58条的修改,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作了进一步规定,明确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至今,逐渐形成了以环保法和民诉法为主体、相关司法解释配套的基本制度框架,该制度成为保护生态环境和惩治破坏生态行为的重要司法工具。

    其诉讼请求类型有两种:一是预防性诉讼请求,即排除妨碍、停止侵权等;而是赔偿性诉讼请求,就是以损害责任赔偿方式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环境损害而提起诉讼的时效为三年,从损害事实发生之日或当事人应当知道知道受到损害时起算(2)。由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必然会遭遇诸多潜在的挑战。因此,本文以C市自然之友、绿发会诉常隆、常宇等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和N市检察院诉连某破坏生态公益林案作为分析对象,进一步剖析诉讼时效制度在该类型案例中的困境,已及由其所折射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一是为实现惩戒破坏环境违法行为的目的而忽视了法律正义,让群众陷入不可预知之中;二是大量的制度设计强化了法院的主导地位,司法权性质发生转变;三是起诉主体的特殊优势使得诉讼关系失衡,“官告民”诉讼模式下被告的诉权难以得到保障。此外,本文还将结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从诉讼时效基本法理、起诉主体的优势地位、环境公益诉讼困境等方面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建议。全文共9359字(包括正文和注释,根据WORD字数统计)。

 

    主要创新观点:

    由于环境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其诉讼时效制度必然会遭遇诸多潜在的挑战。目前,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及实务界相对较少,诉讼中因超过诉讼而提起的抗辩也不能得到重视。我们知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有效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其创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权利的有效行使以及法院诉讼程序的规范正当。若长此以往地回避或忽视诉讼时效抗辩制度,势必出现“有责必追,追则必罚”的司法强权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初衷相背离的。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主张的法治原则为“看得见的正义”——“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民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见是主持正义。(3)”因此,笔者结合C市自然之友、绿发会诉常隆、常宇等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和N市检察院诉连某破坏生态公益林案,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分析后,基于法治发展的一般趋势及环境法治的特殊性与规律性,提出受案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一是充分保障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二是恪守中立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自由选择权;三是法官应当主动释明诉讼时效问题三个创新观点,希望能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和完善起到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时效、诉讼主体、法院职权主义

 

    以下正文:

    导语:

    “司法的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国际社会,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受到广泛的关注,多项国际公约均对此作了规定。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诉讼法学界就提出了“保障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的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运动的主导思想(4)。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的增加,逐渐暴露出了“制度设计不当、诉讼关系失衡、利益衡量不公、判决执行不力”等环境司法不正义现象。

    一、案例概述

    案例一:C市自然之友、绿发会诉常隆等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5)

    1.基本案情  

    常隆、常宇、华达三家公司原是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以下简称“常隆地块”)的化工企业。常隆公司是由原常州农药厂、原常州有机化工厂改制组建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原常州农药厂厂址系本案所涉地块。常州农药厂于2009年全面停产,至2010年6月完成搬迁。常宇公司原为武进县龙虎塘合成化工厂,2008年年底全厂停产开始搬迁。华达公司下属子公司华达化工厂厂址系本案所涉地块,2009年底华达化工厂全部停产并完成搬迁。2011年3月至5月,常州市新北区政府拟对“常隆地块”进行商业住宅项目开发,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案涉土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案涉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2014年3月,一期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正式实施,后因修复过程中次生的空气异味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师生等项目地块周边敏感人群产生影响,修复工程全面停止,剩余5%的污染土壤未修复,地下水修复工程亦未开展。2016年5月,自然之友、绿发会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两原告不服一审判决而提起上诉。

    2.控辩主张与裁判结果

审判阶段

原告诉求

被告答辩

裁判结果

 

 

一审

 

判令被告消除影响,并承担修复费用,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替代修复;公开赔礼道歉;承担相关费用。

本案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被告企业均不是案涉地块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责任主体。常宇公司另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两原告共同负担。

 

 

 

二审

撤销一审判决;责令被上诉人消除影响,将原厂址恢复原状;向公众赔礼道歉;承担上诉人一审、二审相关费用。

 

1.本案不具备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污染行为没有损害公共利益;没有污染行为;超过诉讼时效。2.不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撤销一审民事判决;被上诉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承担上诉人支付的相关费用;驳回两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二:N市检察院诉连某破坏生态公益林案(6)

    1.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间,被告连某先后从他人手中购得P县某乡土名为“麻铺”、“焦坞垅”、“白源”、“白沙岗”、“大山铺”的五片山场林木所有权。在未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雇人滥伐上述五片山场的林木,面积共490亩,林木蓄积量2239.2立方米。其中,“白沙岗”山场27林班04大班030小班61亩在2001年之前已被界定为县级生态公益林,“白沙岗”山场27林班07大班080小班17亩及洋溪村“焦坞垅”33林班06大班030小班44亩在2001年3月被界定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以上被滥伐的生态公益林共122亩。2015年6月,P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刑事判决,以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连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公益诉讼人N市检察院委托鉴定所对被破坏的生态公益林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进行鉴定。经鉴定,被告滥伐的490亩森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及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总价值为600.3万元,其中被破坏的122亩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136.4万元。2018年7月3日,N市检察院向 N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2.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公益诉讼人的请求:判决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36.4万元;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1万元。

    二、上述案件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

    案例一:政府在2011年3至5月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地块的污染状况进行调查评估,两原告在相关环境调查技术报告形成之日即应当知晓环境损害的事实。根据诉讼时效抗辩制度,两原告在知晓污染事实后的三年内未行使诉权,即丧失了胜诉权,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虽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却不是因为起诉超过时效而驳回。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环境评估报告已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的众公开并为社会公众所知悉,本案环境污染问题系修复过程中的异味对周边敏感人群产生影响,2016年初经媒体报导后而为社会公众所知,上诉人于2016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但笔者对二审法院认定的结果有不同的意见:政府为开发“常隆地块”而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属于法定应当公开的情形(7),常隆、常宇、华达三家公司(被上诉人)无需证明该报告已为公众所知悉,且对此不负举证责任。上诉人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未提出诉求,就意味着其权利丧失或效力贬损。

    案例二:P县某村涉诉生态公益林“白沙岗”、“焦坞垅”受到损害的时间为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间,N市检察院向N市中级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7月,显然,起诉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但案件被告并未以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合法权益已经消灭为由进行抗辩,法院也没有对诉讼时效的问题主动释明(8),而是根据案件客观事实并结合双方诉请做出裁决。

    三、案件折射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

    (一)注重目的忽视正义让群众陷入不可预知之中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初衷是通过制度设计明确特定主体对破坏生态自然资源的行为提起诉讼,以有效矫正侵权主体行为和填补环境损害。法律规定环境诉讼案件的诉时效有效期是 3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众所周知,污染物具有潜在性的风险,其危害结果不是短时间就能显现出来的,环境侵权从其侵害行为的发生到环境损害结果的出现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果关系也存在着“多因多果、多因一果、一因多果”等复杂多样的特征。因此,为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对被告责任的追究,在当前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做了大量的制度设计,尽管在表面上模仿了民事诉讼程序,其内核却是行政执法程序:环保公益组织扮演“举报人”的角色,将案件提交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负责推进整个程序,“纠问”被告,并依托行政资源全程指导和参与环境修复工作。其总体制度框架为:司法机关主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享有实质性的决定权;行政机关是辅助者,负责提供科学技术等专业性支持;而环保公益组织则只负责发起程序,不享有任何实体上的“决定权”。这一制度设计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对被告责任的追究,降低了程序偏离的风险,在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加强环境公益保护的政策目标(9)。但这种制度框架却过于强化司法权在诉讼中的角色和地位,使得裁判权向执行权扩张,从而忽视了法律的正义。司法实践中对被告诉讼时效抗辩权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是直接剥夺了当事人的抗辩权,让民众陷入不确定、不可预知之中。

    (二)大量的制度设计强化了法院的主导地位

     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过于强化法院职权对于公益的扶助及对原告的监管,突出了法院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其突破职权范围主导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从而享有实质性的决定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角色,致使法院在某些情况下成了公益的监护人和原告的辅助者,公益诉讼有滑向补充行政执法程序的危险(10),司法权性质发生转变。与此相对应,环保公益组织在现有制度设计下仅仅享有表面上的“代表权”,其作用通常仅体现为启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总体基调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模式过于强调法院主导地位,把当事人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这种诉讼模式下,法院“职能主义”思维倾向非常明显:如主动释明、调查证据、准许撤诉或调解都是法院说了算,这种设定使得当事人在这种超职权主义思维的影响下缺乏必要的制度性保障,使得当事人成为了法院职权干预下的附庸,不利于对当事人的诉权的保护。尤其是对诉讼中处于弱势的被告人的权益的保护——审判机关(法院)的角色定位与起诉主体(社会组织或检察机关)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和受害人权益上,有着“天然”的“同盟”立场,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法院极容易为维护社会公益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诉讼时效抗辩制度”,无形中将被告人置于“孤立无援”且“必受追责”的囧境,最终以“选择性忽视被告人权益”为代价使案件“圆满”结案。

    (三)起诉主体优势地位导致诉讼关系失衡

    1.起诉主体的特殊优势

    随着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与 2017《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施行,“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人民检察院”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在立法上被正式确立。

    (1)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是环境污染的有力监督者(11)对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它民事主体相比,具有正规性、专业化等独特优越性:从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设立的宗旨上来看,公益性是环保组织的第一特性,是其存在的根基。由其代表不特定对象多数人的环境生存权益,提起环境侵权公益诉讼,既实现了社会公共价值,也维护了公民个人利益,缩减司法资源浪费的可能性。由此,环保组织的公益性特点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具备一致性。其次,环保组织拥有大量法律学者、环境科学专家、谈判人才等,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如1994年在北京成立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创立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具有年轻人多、学历层次高、奉献精神强、影响层面广等显著特点。80%左右的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50%以上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其在人才、资金、专业技术、诉讼经验等方面的力量都优于普通诉讼主体。因此,环保组织能有效处理环境科学问题,并为相关司法判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和意见,在最大范围内提高环境诉讼的成功率。由于环保组织公益性及专业性特点符合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要求,201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组织明确阐释,进一步确定环保组织在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

    (2)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得以建立的。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各试点地区开展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12)。2017 年,修改后的民诉法与行诉法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允许其享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加强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追责,推动我国环境公益保护事业发展壮大,其以原告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已越来越常见。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的维护者,其特有的优势在于:享有独立的检察职能和法律监督权能(13),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精湛的取证能力;拥有国家财政支持。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在维护环境公益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官告民”诉讼模式下被告得不到平等对待

    如前文所述,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有着“制度化工作体制、专业化工作队伍”的优势,其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人,综合能力明显高于被告。

除诉讼能力不对等之外,原被告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对等的,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民事主体地位大都是平等的(如企业诉企业、公民诉企业或公民诉公民等),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面对的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或是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即形成“官”告“民”的诉讼模式。在这种“官告民”的诉讼模式下,很少能够真正实现原被告双方的“平等”,被告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根源于人们对公益诉讼根深蒂固的思想:被告一旦受到起诉,那就肯定是侵犯了国家或社会的公共权益,检方或社会组织是代表公共利益追究被告侵权责任的。以此逻辑为出发点,被告在诉讼中并未被给予平等对待。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使整个庭审过程仅仅是实现了形式上的正义。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

    根据我国环保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环境侵权起诉时效为三年,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诉权,避免司法机关对已经过去很久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节约司法资源(14)另一方面也是对被告权利的保护,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原告享有起诉权,被告就享有反驳权和抗辩权。在法律设定了诉讼时效的前提下,原告怠于行使诉权,可以视为其对权利的放弃,从而也免除了被告的强制义务。若一味追求对被告责任的追究而回避诉讼时效抗辩制度,必然造成诉讼当事人权利失衡,失去了诉讼时效设计的意义。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首先应当表现为裁判者对诉讼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保护(15),这种“保护”除了对原告行使诉权起到督促作用,更应该表现为对被告“抗辩权”的坚定支持。

(一)充分保障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环境司法领域的正义应当是有层次的正义,即司法正义要优先于环境正义,平等地对待公民在诉讼中的权利是实现司法正义的第一步,如果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主张与行驶,权利的积极意义就得不到体现,法律的发展与法治的进程难免间接受到影响。

环境法的首要任务在于建构并维护环境管理和法律秩序,进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这些也应当是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无论是从个体价值判断还是社会价值判断来看,最重要是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其次才是正常的管理秩序、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再其次才是生态环境自身的平衡状态。它们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是有远近之分和轻重缓急顺序的。即便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不应当以追求损害赔偿为核心,而应当以企业守法、政府执法、维持社会正常的环境法律秩序和法律状态为基本目标(16)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公益——被告私益的利益关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上原、被告之间的对立平衡,在关注如何增强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包括对生命、健康、财产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侵权人合法权益的支持,平等地维护涉诉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恪守中立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自由选择权

    “裁判者必须保持起码的中立,不偏不倚地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并公正地作出决断。(17)”法官的中立性是诉权保障视角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民事诉讼审判模式构建的重要前提。

我国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属于超职权主义,在庭审中往往表现为法官纠问式裁判。即为维护公益,采取法院职权干预主义,法院能够超出或替换当事人实体请求做出判决或采取执行措施,直接包揽调查取证,甚至越俎代庖直接充当当事人的代言人,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如:案件原告放弃包含公益的诉讼请求是无效的;法院认为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公益的,向原告阐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诉讼请求;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法院认为损害公益的则应不予确认等)。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进行方式应当是充分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保障当事人意愿自由,而这种职权主义审判模式打破了法院在纠纷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导致法院“中立”原则流于形式,虚化了诉讼程序。从诉权保障的角度考虑,需要在民事诉讼审判模式构建中赋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如是否增加诉讼请求、是否重新搜集证据、是否撤诉或同意调解等方面,法院不应过多包揽。

    (三)法官应当主动释明诉讼时效问题

释明权作为法官应尽的一项义务,也是诉讼当事人享有的一项权利,所谓法官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形下,法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修正的诉讼行为(18)可有效平衡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对等、诉讼能力不均衡的问题。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综合能力明显失衡,若继续放任司法权扩张或无视被告诉讼时效抗辩权作出裁判,难免会显示公平。法院为追求实质中立,依职权对失衡关系进行修正,有其正当性。因此,法院必须从“传统”的中立模式转向“能动”的居中裁判,诉讼中即使被告未以超过起诉时效为由提出抗辩,法院应当主动依职权释明或审查案件诉讼时效相关问题,从而修正失衡关系,维护社会安宁。

    结语

    我国当前推进“依法治国”理念,就是要构建良好完备的法律规则体系。而法治秩序构建在良好的法律规则基础上,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才是正义的秩序(19)。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通过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20)。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法治的助力,十九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出现了54次,充分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会更加深入,更加完善,从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片沃土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解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尚存的问题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还需要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以推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良性发展。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土壤,既要实现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目的,又要兼顾原被告权利的平衡。

  

     注释:

     (1) 《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3) 【英】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4)充分保障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光明日报/2015 年/4 月/17 日/第 003 版

     (5) (2017)苏民终232号——中国裁判文书网。

   (6) (2018)闽07民初185号——中国裁判文书网。

   (7) 《环境诉讼法》第五十六的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全文公开,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使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9) 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35/6649.htm,于2019年6月22日访问。

   (10) 许尚豪:《如何保持中立:民事公益诉讼中法院的职权角色研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九期。

   (11) 戴群枝:《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2018年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10页。

     (12) 201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各试点地区人民法院施行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13) 根据《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享有独立的检察职能和法律监督权能。

     (14) 参见:法律讲堂《诉讼时效的设定意义》http://sh.qihoo.com/pc/9e2284ef82d0bdf2b?cota=4&tj_url=so_rec&sign=360_e39369d1&refer_scene=so_1,于2019年5月22日访问。

   (15) 龚 玲:《论诉讼时效制度》——《法制博览》2017·04( 中) 第220页。

     (16) 王明远:《环境公益诉讼的整体形势》——中国绿发会古树名木讨论会精彩回顾之二,http://wemedia.ifeng.com/44659169/wemedia.shtml,2019年6月24日访问。

     (17) 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229页。

   (18) 卢绍荣: 《浅析民事诉讼法官释明权的释明尺度》——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2/id/3208414.shtml,于2019年6月24日访问。

   (19) 参见汪习根:《法的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该论文获全市法院第26届学术讨论会征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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